編者按
今年1月15日，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以現場與線上相結合方式舉辦2021年度總結大會。一如既往，國浩律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合伙人呂紅兵作“回顧與展望”的講話。作為一名擁有35年黨齡的中共黨員，呂紅兵律師結合學習黨史的體會，撫今思昔，展望未來，以“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為出發點，縱論新時代青年律師的選擇、信仰與奮斗。“恰似風華，從心綻放”！“讓我們一起向未來”！
讓我們一起向未來
又到年會時，又是談心際。
今天給大家講幾個故事，其實故事就是歷史。為什么辭舊迎新時、迎來送往日，最適合講故事、說歷史，這是因為，撫今思昔是為了展望未來。正可謂：讓歷史告訴未來！
哲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歷史則是預知未來的科學。我舉個例子，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施展，近幾年有三本書很流行，一本叫《樞紐》，另一本叫《溢出》，還有一本叫《破繭》。他說“歷史學才是真正的未來學”。的確，如果《樞紐》是述說歷史，而《破繭》則是預知未來了。當然他構想的未來并不是空想、幻想，而是建立在歷史的經驗總結和教訓提煉基礎上的思考、思想。例如他對“全球數字治理聯盟”的謀劃，就充分借鑒了19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倡導并推動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的歷史。而他又從作為美國立國精神的清教精神說起，探討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未來走向。
村上春樹也說過這樣一句話：“歷史不是過去的東西。它存在于意識內部，或者是潛意識的內部，流成有溫度、有生命的血液，不由分說地被搬運到下一代人那里。”
正因如此，從這一角度，你也會更加能夠理解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重要歷史意義。如決議本身所言：“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在建黨百年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斗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斗的需要。”
一
故事從一部電視劇說起。回望年中七月，本人“內外交困”，內者高燒39，外者酷暑難耐。高燒不敢出門，酷暑不想出門，特別是吊水一星期、每日四小時，受針所累、受繩羈絆，寸步難行、坐享其“讀”。讀什么，讀黨史！其實一直在讀，此刻集中“悅”讀。正巧各地衛視輪番熱播《覺醒年代》，翻來覆去看，跳躍穿插看。拍得不錯，演得精彩，跌宕起伏，蕩人心弦。不過看來看去并不過癮，于是看書、于是讀史、于是閱傳。
《五四運動史》《陳獨秀全傳》《永遠的新青年——陳獨秀與五四學人》《蔡元培傳》《胡適雜憶》《胡適自傳》《魯迅傳》《魯迅的人際關系》《魯迅與胡適》《毛澤東與魯迅》《魯迅與孔子》，以及《火種》《中共黨史重大爭議問題研究》《文獻中的百年黨史》《毛澤東年譜》……
愛不釋手，手不釋卷；一目十行，粗閱有之；讀后感言，精讀有之；比較鑒別，相互印證。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義！真想退休之年，閑來寫幾本小冊子，題目我都想好了：《陳仲甫的朋友圈》《李守常的朋友圈》《蔡孑民的朋友圈》《胡適之的朋友圈》《周豫才的朋友圈》《毛潤之的朋友圈》……
真是一次思想凈化、精神升華，感悟良多，受益匪淺！就像黨史專家說的，跟著共產黨學創業，跟著共產黨學交友，跟著共產黨學隊建。
的確，平均28歲的13個人開了一個會，建立了一個黨，而如今這個黨從50多名黨員已經發展到9,300萬黨員；28年后，這個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專家對此驚嘆：人類奇想，人間奇跡，世界奇聞！對了，毛澤東時年28歲，號稱28畫生。我們國浩上海成立至今亦28年，更應不負韶華，再創輝煌！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是2017年10月31日總書記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時的講話中引用的名句。大家都去過一大會址，其中也懸掛著董必武同志題寫的這句話。此言出自《莊子·人間世》，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比較簡單，而到事情快要結尾的階段，想要完成原來預期的計劃，達成預期目標，就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了。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沒想到，搞大了；搞大了，接著干；接著干，不容易；不容易，還得干！
上海一大紀念館將長期放映《1921》，這是一部以李達同志為視角展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部電影。1948年底，全國革命勝利在即，李達接到毛澤東的信函:“鶴鳴兄：吾兄為我公司發起人之一，現本公司生意興隆，望吾兄速來加入經營。”1949年底，李達再次入黨，經中共中央特許，沒有預備期。
我在想，大家今天都在學習黨史，有的可能基于任務，有的可能應付了事，有的可能覺得好玩，有的可能純屬欣賞。但我想，我們還是應該因改造自己而讀書，為創造未來而學史。正如總書記要求大家的：“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我也一直給我們事務所黨委建議，少一點蜻蜓點水式的紅色旅游，多一些氣定神閑般的攻讀史書，應當“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今天上午8:45，就在咱們年度總結大會開始前十五分鐘，我收到中共上海市靜安區委組織部的一條短信：“呂紅兵同志：今天是您入黨35周年紀念日，在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里向您致以親切的問候和崇高的敬意！希望您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葆共產黨員的先進本色。同時祝您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的確就這么巧！此刻，作為一名擁有35年整（一天也不差！）黨齡的老黨員，來談談自己的學習體會。說到革命家的思想軌跡、革命生涯、人生道路，我總結為三個主題詞：抉擇、信仰、奮斗。
二
百年之前，國難深重。有志之士，憂國憂民，致力尋求國家振興、民族復興、人類解放之路。
梁啟超在1922年出版的《50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把50年來中國人的“學問進步”分成三期。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為其代表。所謂洋務運動、實業救國。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從甲午戰爭期到民國67年間止，這20年間他們覺得我們的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一件搬過來，代表性人物就是康有為、梁啟超。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感覺社會文化是要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體制決計不可能，代表性人物便是胡適等剛剛回國的留學生。所謂“全盤西化”。
在《魯迅與胡適：立人與立憲》這本書中，作者房向東認為，梁啟超寫這篇文章時就認為胡適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未免為時尚早。縱觀胡適一生，總體上來看他是屬于溫和漸進的立憲派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把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來。梁啟超所言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應該是“首在立人”、一生孜孜以求于國民性改造的魯迅。
魯迅的思想發展先是從器物上感覺不足，以醫學救國為目的來改造中國，大致相當于梁啟超所謂第一期思想；他的非凡之處在于直接跳過了制度救國的第二期思想，而以提倡文藝運動救國進入到第三期思想。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注重制度引進和制度設計，而魯迅一生的事業是在于批判國民劣根性，啟蒙國民，他做的是更加基礎的工作。魯迅“立人”，這是治本之策。
魯迅抉擇的故事大家都比較清楚。他在日本跟著藤野先生學醫學，正學得起勁，一件事情突然改變了他的生活。一天課堂上放時事幻燈片，內容是日俄戰爭期間，一個據說是替俄國軍隊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抓住槍斃，日本學生山呼“萬歲”，而圍觀的中國學生也在酒醉式的喝彩。魯迅震驚了，他痛切地感到：醫學并不是一件最要緊的事，如果思想不覺悟，即使體格如何健壯，也只能做槍斃事中的靶子。他認為頭等重要的事，還是改變人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文藝。
其實，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領袖們也在抉擇。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聽了胡適的勸告，不再參加學生運動，專心做學問了。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羅章龍等在李大釗的引導下，信仰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胡適曾經是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五四運動后，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胡適認為主義扯得多了，就變成時髦的口號，而失去原本的意義。所以他提出了研究問題的主張，一切問題都要經過調查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篇文章實際上成為他后來的學術思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應該說，這是有積極的意義的，但胡適否認“主義”，實際上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胡適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提倡知識分子應該費力去研究具體的實際問題的解決，而不是從政治上探討用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他進而勸青年多進研究室，“整理國故”。魯迅總的思想是要青年關心實事，參加現實斗爭，而不是閉門死讀書、讀死書。胡適和魯迅之間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已漸行漸遠，一個是場面上的顯貴，一個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國民公敵”。
李大釗和胡適也是好朋友，但是依然展開論戰，寫了一篇《再論問題與主義》，其中心是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李大釗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先驅，早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他就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這是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5月，他又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述。
史有“南陳北李”！這是“北李”，我們再說“南陳”。陳獨秀辦了一個《新青年》雜志，為什么辦雜志？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需從思想革命開始，首先要“革中國人思想的命”，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辦雜志宣傳新思想。1914年《青年雜志》創刊（第2期改名《新青年》），陳獨秀親撰雄文界定了“新青年”的六個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在《覺醒年代》以及不少建黨主題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新青年們包括毛澤東都在慷慨激昂地朗誦這六句話。此六句箴言，于今日讀來，仍振聾發聵。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在1919年12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又寫了一篇文章，談“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丑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于消滅。”的確，大同社會，美好世界！
這一理想藍圖如何實現？仁人志士有諸多設計，有互助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科學救國，有教育救國。陳獨秀思想上真正的飛躍，還是1920年來到上海后，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人一起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包括《共產黨宣言》。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發表了陳獨秀的《談政治》。文章中陳獨秀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論述，談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談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屬于勞動人民的民主。應該說，這篇文章是陳獨秀思想的分水嶺，他從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信仰了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從第8卷第1號開始，《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
從這些歷史片段中，我們看到的陳獨秀非常有風格，非常有傲骨。舉一個例子：1933年4月20日，陳獨秀的第五次入獄。為了幫其洗脫罪名，章士釗在法庭上為其作了53分鐘的辯護。陳獨秀卻不以為然：“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之文件為根據。”結果，陳獨秀被判有期徒刑8年。法庭辯護中，印象深刻的是陳獨秀的一句話：“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
陳獨秀也是一個非常有情趣的人，例如我們就可以跟著他學習語言藝術。陳獨秀曾痛斥章士釗：“章士釗拿黃興的錢辦《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來，拿段祺瑞的錢辦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現在拿張宗昌的錢辦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魯迅曾形容：“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瞿秋白等人亦有過相似的看法。記得陳獨秀說過：“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愿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陳獨秀晚年的詩句“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發人贊嘆也令人唏噓。
我們再說說毛潤之。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在長沙積極響應，創辦《湘江評論》，這是他在社會政治舞臺上的第一次亮相。在《創刊宣言》中，毛主席發出了熱情的呼喊：“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后來他又寫了篇文章《民眾的大聯合》：“我們豎看歷史。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最大的運動，必有最大的聯合。凡這種聯合，于有一種改革或一種反抗的時候，最為顯著。”“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民眾起來之后怎么辦？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兩條道路。胡適提出“多研究一些問題”，毛澤東積極響應，擬了一個《問題研究會章程》，列舉了教育、女子、勞動、華工、交通、財政等71個大問題，中間又包含許多小問題。尋路當中，抉擇之下，其實很痛苦。1920年毛澤東就說：“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改變也很不容易改變，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直到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拜會了陳獨秀并暢談了馬克思主義問題。毛主席后來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電影《1921》中也有“陳毛會”場景。只是陳坤扮演的陳獨秀在年齡上過于“新青年”、形象上頗顯弱小、氣質上也便難敵，在馮遠征演繹的《建黨偉業》版陳獨秀，特別是于和偉塑造的《覺醒年代》版陳獨秀面前，也只能是“小陳見大陳”了。
毛澤東的好朋友蔡和森在法國勤工儉學，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革命政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復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受到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的影響，毛澤東終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在“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況下作出了最后選擇，這正是他經歷曲折的心路歷程。
我們再說說敬愛的周總理。周恩來1913年15歲時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學校有結社自由，于是學生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周恩來當會長，參加反袁運動，反對“21條”，后來入大學班，參加五四運動，成為天津學生運動帶頭人；1919年12月參與抵制日貨運動，遭受半年牢獄之苦，并被學校開除。第二年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一方面有獎學金，另外和天津《益世報》簽合同當特約通訊員，有稿費，于是讀書寫文章廣泛交友，走上革命道路。
在法國期間，周恩來與趙世炎一起學習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漸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他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的，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寫的《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在旅歐青年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主要成員，并一步步成長為中共主要領導人。
談至此處，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就是聽到的、看到的，繞來繞去都繞不過一個人，誰呢？蔡元培！看《覺醒年代》：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角、處于五四運動的C位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能成其為舞臺、平臺的搭建者、支撐者，無不是蔡元培。學中共黨史：1927年血雨腥風，向蔣介石提出“清黨”者，卻是與陳仲甫、李守常淵源頗深、時任國民黨監察院長的蔡元培。憶魯迅先生：今年逢魯迅先生誕生140年，于是讀紀念他的書，再次讀到這幅挽聯：“著作最謹嚴，豈唯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重，莫作空頭文學家。”其作者：蔡元培。走在馬路上：抬眼一看，上海音樂學院，其創辦人之一（另一創辦人蕭友梅，是第一位以音樂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擔任過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與首任院長，正是蔡元培。偶坐公交車：車行至華山路常熟路口，扭頭一看，名人故居在此，其名乃是蔡元培……
這是一個古人物，也是一個大人物；這是一個大學者，同是一個好校長；這是一個學界領袖，又是一個政治官員；這是一個民主追求者，卻是一個革命反對人……其離世之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均高度評價，學界與官家都深情緬懷，同仁與學生皆交口贊譽，內地與港島全隆重悼念……國民黨政府褒揚他是“道德文章，夙負時望”，共產黨領袖稱贊他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用詞不吝贊美、統統頂級。
雖然對蔡元培略知一二，但畢竟缺少洞察，于是翻閱《蔡元培傳》，以探個究竟。作者唐振常，乃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電影劇作家、戲劇理論家、文章家、新聞工作者。讀書先讀序。本書之序可不一般：“導讀 《蔡元培傳》學習筆記”。這是歷史學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熊月之先生之作。熊院長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在市政協開會時我與他偶爾見面，另好像有一次學術會議聽其發言，收獲甚多。之前，我還專門買過他的另外一本大作《西風東漸與近代社會》。熊月之視作者為前輩、老師、同事，故將其導讀命名為“學習筆記”。這是一篇學習筆記，又是一篇學術大作，洋洋灑灑，長達54頁，既是對本著作的點評，也是對蔡元培的評論，體現了熊院長勤勉的學術精神和深厚的寫作功力。
熊院長重點評述了作者對蔡元培的這一綜合評價：“律己不茍，責人以寬；無所不容，有所不為；以美育代宗教，倡科學以救國；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蔡先生而不名，學人亦兼通人。”熊院長分析，前四句講的是德行，后六句講的是學術、事功與總的歷史評價，特別是最后一句“學人亦兼通人”，是作者對蔡元培綜合評價的概括，也是全書的點睛之筆。
所謂通人，指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之人，與學術專精之人是相對名詞。如果定義更寬泛一些，通人也可指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之人，即不但通今古之學、中西之學，也通有字之學與無字之學，為治學、治世閎通之人。如梁漱溟曾說的，“蔡先生一生的成功，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全國，收果于后世。”“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人物”，這是作者對蔡元培作為知識分子特性的綜合論斷，也是他論述蔡元培行事特點的核心觀點。
還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覺醒年代》中就描寫到，五四運動后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引發政界學界乃至社會大大震動。其實，蔡元培一生辭職20多次，相當多是因為那些事情和他的做人原則、行事宗旨相背離。“不降志，不辱身”；“人有所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蔡元培一生都在抉擇！
今天，我們處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后的強起來的新時代，中國發展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無庸置疑。但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抉擇。例如我們大家選擇了律師職業，選擇了國浩律所，選擇了國浩制度。“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抉擇是建立在觀察研究、比較鑒別、理解思考的基礎上的，甚至經過上下求索、反復推敲、螺旋上升。一旦確認，便成為一種理念乃至敬仰，于是為之不懈努力，矢志不渝，接續奮斗。
三
全國政協委員履職平臺上有一個“中共黨史學習讀書群”，有一次大家在學習中談到了南昌起義，談到了朱德“為什么被譽為新中國十大元帥之首”。當時我延伸閱讀了《朱德傳》和《火種》（作者劉統），對劉統的《火種》一書中寫到的“朱德從南昌暴動的一個中層指揮員成為紅軍之父、共和國第一元帥，絕非偶然和運氣”這一論斷印象非常深刻。對此，我的理解是，第一是信仰，第二是意志。
南昌起義失敗后在天心圩召集的軍人大會上，朱德同志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于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當時在隊伍中的粟裕同志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朱德同志的這些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繼續向前發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應當說，在南昌起義這一歷史事件中，朱德同志的地位并不高。大家都知道，起義過程中他的任務是“請客”，起義失敗后他的任務分別是“先鋒”和“殿后”，沒有在決策層，有點像“打雜的”。就像陳毅同志所說的：“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然而朱德同志依靠自己堅定的意志和靈活的策略，把這支僅存的南昌起義隊伍保存下來。陳毅同志由衷地感嘆：“當時如果沒有朱總司令領導，這個隊伍肯定地說是會垮光的。個別的同志也許會上井岡山，但部隊是很難保持的，這800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戰爭中犧牲，現在還在的林彪、粟裕同志以外，幾乎沒有什么人了。但這些同志都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奠基者，他們對黨、對人民、對國家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
在最艱難的時刻，朱德同志把八百人堅定地留下來了，這個八百人變成了燎原的火種。“這是共產黨發家的資本”，“這是人民軍隊顛覆蔣家王朝的基本班底”。此前中國人民解放軍18個集團軍，其中的頭等作戰主力都出自南昌起義：陸軍第38集團軍，陸軍第39集團軍，陸軍第54集團軍，陸軍第16集團軍，陸軍第41集團軍。
軍史專家金一南在談到這段歷史時感慨的說，我們不否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同樣我們也不否認領導者的決斷和意志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的作用。我們常說，危機毀滅權威，毀滅的是舊權威；同時，危機誕生權威，誕生的是新權威。在最艱難困苦的時候，朱德同志沒有隨波逐流，而是成為中流砥柱，正是靠的他對革命成功的堅定信仰和與眾不同的戰斗意志。就像克勞維茨在《戰爭論》中所言：“要在茫茫黑暗中發出生命的微光，帶領隊伍走向勝利。”這就是高級將領，這就是領導干部，對我們律師事務所而言，這就是合伙人。
“朱毛”“朱毛”，“朱”和“毛”是一脈相通的。秋收起義失敗后，1927年9月29日，毛委員率領部隊來到了永新縣三灣村。毛委員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當時部隊不足1000人，縮編為一個團（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毛澤東宣布：愿留則留，愿走則走，愿回則回。同時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班排設小組，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設黨代表，重大問題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部隊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連以上設立士兵委員會，參與部隊管理。應當說，毛委員的這些舉措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毛澤東在三灣村口大樹下發表講話：“敵人在我們后面放冷槍，沒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700多條槍，還怕干不起來嗎？”大家高呼：“毛委員不怕，我們還怕什么？”
正如總書記講話所言：“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攻堅克難、戰無不勝、發展壯大，關鍵是人民軍隊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有崇高理想信念，有為理想信念而英勇獻身的崇高追求。崇高理想信念是人民軍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是全軍將士心中熊熊燃燒的火炬。”
四
在去年九月的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總書記對年輕干部講過一段話：“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黨員干部有了堅定理想信念，才能經得住各種考驗，走得穩、走得遠；沒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堅定，就經不起風吹浪打，關鍵時刻就會私心雜念叢生，甚至臨陣脫逃。形成堅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要在斗爭實踐中不斷砥礪、經受考驗。年輕干部要牢記，堅定理想信念是終身課題，需要常修常煉，要信一輩子、守一輩子。”
總書記繼續說：“理想信念堅定和對黨忠誠是緊密聯系的。理想信念堅定才能對黨忠誠，對黨忠誠是對理想信念堅定的最好詮釋。檢驗黨員干部是不是對黨忠誠，在革命年代就要看能不能為黨和人民事業沖鋒陷陣、舍生忘死，在和平時期也有明確的檢驗標準。比如，能不能堅持黨的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不折不扣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能不能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能不能堅持黨和人民事業高于一切，自覺執行組織決定，服從組織安排，等等，都是對黨忠誠的直接檢驗。組織上安排年輕干部去艱苦邊遠地區工作，是信任更是培養，年輕干部應該以此為榮、爭先恐后。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練，不經風雨、不見世面是難以成大器的。”
借用總書記的這句話，我說，我們的年輕律師，能不能堅持律師事業高于一切，自覺執行組織決定，服從集體安排，不折不扣做好本職工作。就像刀要在石上磨，人一定要在事上練，歷經風雨，見過世面，方能終成大器。
我對合伙人們有幾句話的定位，那就是：拓市場，做業務，控風險，帶隊伍，謀發展。對管理合伙人，我是這樣講：謀全局，想大事，聚合力，行治理。謀全局，就是要站在整個國浩的角度、立于律師行業的高度，來謀劃本辦公室的發展。想大事，其實就是兩件，業務發展與隊伍建設。而聚合力，則要求管理合伙人們努力做到大公無私、公而忘私，退一步講至少應該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顧，而萬萬不可以權謀私、損公肥私。工作中重“治理”，輕“管理”，后面我專門講。
對年輕律師，我想應該是不是這幾句話：聽指揮，打基礎；花功夫，干好事；明方向，上臺階。這里我強調一下，干好事是“干好事”，指把事務所、合伙人交代的事情辦好、辦妥；而不是“干好事”，即干好的事、干對的事、干正確的事。后者是領導的事，決策者的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做正確的事”；前者則是下屬的事，執行者的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正確地做事”。說到這里我岔開一句：“做正確的事”是有決策性風險以及風險性溢價的，故從分配制度而言，強調效率兼顧公平；而“正確地做事”則更多的強調公平，兼顧效率。這也是我們把合伙人的收入分配機制與律師的薪酬待遇制度相區別的理論基礎所在。
對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律師而言，當然不會再有當年革命前輩黑云壓城、血雨腥風中的沖鋒陷陣、舍生忘死，但和平年代、建設時期，我們自應有自己的信念和忠誠。我們能不能堅持人民律師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能不能堅守“三個維護”初心，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我們能不能堅信專業發展方向，做學者型律師，工匠型律師，專業取勝，專業致遠。我們能不能堅定持續成長路徑，扎扎實實，腳踏實地，進階成長，進取成功，進步成才。我們要牢記：堅定理想信念是終身課題，需要常修常煉，要信一輩子、守一輩子。
我一直對年輕律師們說，要對律師職業“懷敬畏之心”，“盡洪荒之力”，汲取經驗、潛心修煉，“盡小者大，積微者著”；積累自身、知行合一，在打牢綜合化基礎之上，選擇專業化發展方向，以“守·破·離”的匠人精神，穩步實現事業的層層遞進。“守”：堅守，守正。“甘坐五年冷板凳”。守正才能創新，守正才能出奇。“破”：突破，破局。如齊白石所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離”：不是離經叛道，更非背信棄義，而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更上一層樓。
羅振宇在今年的“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中說：什么叫成功？20歲有人愿意帶你叫成功；30歲有人愿意用你，放心把一攤事交給你叫成功；40歲有人愿意捧你，你在人群中有聲望叫成功；50歲有人愿意跟你，你桃李滿天下叫成功；60歲有人愿意請教你，和你在一起很快樂叫成功。他繼續說：“我們都是趕路的人啊，如果走著走著，覺得路太擠了，別慌，這可能是一個信號：路太擠了，那就該上臺階了啊。”的確如此，如何破“卷”，“躺平”無用，唯有創新上臺階！
企業學華為，律師也要學華為，尤其是我們的合伙人。華為董事長任正非就要求華為干部做好三件事：點兵，就是關注下屬，如沙場點兵；布陣，就是組織建設；請客吃飯，就是關注客戶，吸收別人的能量。后來華為全球化了，就用了一個和國際接軌的詞兒：喝咖啡。于是，三件事變成了點兵、布陣、喝咖啡。
五
閱讀歷史，學習黨史，我們會看到、我們不否認，信仰有不堅定者，也有背叛信仰者；抉擇之后的離去，重新作出選擇，亦并不少見。1921年這艘從嘉興起航的紅船，不斷有人下船，也不斷有人上船，當然上船者眾，于是成為一艘航空母艦，駛向21世紀的今天。下船的原因有多種多樣。有的是反感個人，有的是背叛組織；有的是心灰意冷，有的是看不到希望。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之后，中央工作部成立，陳獨秀任書記，李達負責宣傳工作，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漢俊也在上海幫助陳獨秀工作。李漢俊首先和陳獨秀鬧翻了。李達就回憶：陳獨秀起草了一個黨章，主張黨的組織采取中央集權制；李漢俊也起草了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于是二人裂痕愈發愈深，李漢俊后來回武漢教書去了，實際上脫了黨。此后，李達和陳獨秀的矛盾也逐漸凸顯，李達對陳獨秀的霸道實在不能容忍，說：“你這個家伙要有了權，一定先殺了人以后再認錯。”1922年李達就到湖南搞自修大學去了。陳望道也是1922年初被陳獨秀罵走的。
施存統，在建黨初期曾做過重要貢獻，是上海建黨最早的成員之一，1922年5月當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任書記。但是1927年白色恐怖的時候，施存統動搖了。他寫了《悲痛中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公開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他說：“我認定共產黨在中國絕不能擔負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的責任。……然而中國的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是不應停止的。革命必須由黨來領導，什么黨能領導中國革命呢？在客觀上只有中國國民黨。”施存統的文章，在理論上對共產黨產生很大的離心和分化作用，影響很壞，但他的行為只能說是脫黨，并沒有在組織上出賣同志，因此不能叫做叛徒。
就算一直在船上，不管是掌舵者還是船員們，也有爭論、爭議乃至爭斗。但是在目標與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探討的是道路與方式問題。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不斷地以實事求是的思想和方法，來校正方向，修正路徑，自我改造，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
從“4·12”政變到“7·15”清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中共中央很長一段時間內歸咎于陳獨秀等人的右傾主義路線，但共產黨自身有什么問題和教訓？1937年劉少奇就反思：“革命的失敗，無疑是由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除客觀原因外），但在失敗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沒有左傾錯誤，這種左傾錯誤至少幫助了反革命……這個歷史教訓深入每個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確解決的話，那以后的問題還正多哩！”
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陳毅就總結到：“八一起義的教訓，說明不從具體的中國革命性質、歷史現實出發，不從依靠群眾出發，就不能獨立自主的發展革命斗爭。只著眼于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國際援助是一定會失敗的。說明封建性的舊軍隊，如果不加強政治工作，不加強黨的領導，不脫胎換骨，是不能成為革命武裝的。”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召開了八七會議，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關于八七會議，1945年中央在延安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說：“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但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
陸定一在反思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時候，就說：“幼稚還表現在當時只知前進，不知后退；只知進攻，不知退卻。……毛澤東同志在1927年秋收起義后，率領部隊不攻長沙而上井岡山，這在當時也只有他能夠辦得到。這是戰略上非常英明的一幕。但他竟因此受到處分，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這說明進攻需要勇氣和謀略，退卻同樣需要勇氣和謀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氣和謀略。該退的時候就要退，不但善于進攻，而且也善于退卻，這是脫離幼稚狀態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期寫過一篇文章：“黨在策略的運用上所犯的錯誤是：在革命處于高潮應當進攻的時候，不善于進攻，如在武漢時期；在革命處于低潮，應當退卻的時候，不善于退卻，如在廣州起義時期。”“那時如果采取退卻的方針，實行有計劃的退卻，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這正是歷經左傾錯誤之后，用千萬共產黨員的鮮血換來的教訓。
說到延安整風，我們值得反復重溫。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這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什么要發動延安整風？毛主席說過一句話點明實質：通過整風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三個方面：一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延安整風前中共黨內曾經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二是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王明的一個著名口號就是“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抹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和本質區別，主張對國民黨的讓步。三是皖南事變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盡快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索。
整風運動歷時三年，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一，破除了對共產國際指示的迷信。第二，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主導地位。此前毛澤東在黨內雖然以擅長軍事著稱，但大家都沒有把他看成是理論家，甚至有人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嘲笑他只懂《孫子兵法》。毛澤東在延安發憤學習、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結合中國實踐撰寫了《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鴻篇巨制，系統構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三是開創了以整風進行黨的思想建設的方法。過去黨內斗爭主要照搬蘇共的清黨和肅反經驗，采取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甚至肉體消滅。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矛盾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新發展。他提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從而使延安整風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蔣介石從延安整風中得到啟示。1947年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居然印發了延安整風的三篇文件：《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蔣介石在講話中特別引用毛主席的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948年蔣介石又講：“我們要恢復本黨的力量，消滅‘共匪’，必須根本上改變本黨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風氣，變頹唐萎靡為蓬勃奮發，變自私自利為勇敢犧牲。”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痛定思痛，在國民黨內部搞了一個改造運動，其中許多做法都借鑒延安整風，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整風術語。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延安整風的深遠影響和重大意義。
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我們黨歷經千錘百煉而朝氣蓬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應對好自身在各個歷史時期面臨的風險考驗，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
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總書記同樣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百年風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們黨能夠從最初的50多名黨員發展到今天的9100多萬名黨員，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關鍵在于……我們在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進行徹底的自我革命。”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總結了十個方面經過長期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黨和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其中之一就是“堅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自我革命精神是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黨歷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其奧秘就在于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們不斷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不斷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就一定能夠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六
一個黨在反思，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應該反思。去年9月18日，正值“918事件”90周年。趁此，讀了一本書：《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此書榮獲“第9屆小林秀雄獎”，被譽為“日本近現代史研究的前沿之作”。
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直到二戰戰敗，日本人緣何一次次走向戰爭？上至世界頂尖的優秀人才，下至日本的平民百姓，為何認定“唯有戰爭才是出路”？作者加藤陽子為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她通過層層推進的多維分析，深入淺出地探究了當時日本為政者和國民如何看待世界局勢，為何每一次都最終選擇了戰爭。作者的反思正是：自己之所以要寫這本書，來揭露日本過去發動戰爭時所利用的種種說辭，原因在于“自己一直抱有一個疑問，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個年代，是否同樣會被國家的那些說詞所欺騙，很怕自己可能也看不出來那些冠冕堂皇的話”。
《破繭》一書中，則分析了德國的反思。二戰后德國被打得一塌糊涂，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意識到，戰后的德國必須同時完成兩個艱巨的任務，但這兩個任務又彼此矛盾。第一個任務，德國需要完成重建，否則德國的經濟一路崩潰下去，可能會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后整個德國都被納入蘇聯的勢力圈，這對西方世界來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個任務，德國必須獲得鄰居的信任，否則沒法獲得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進行重建。但是，獲得鄰居信任的前提卻是德國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變得強大，鄰居就會很恐懼；可是德國不重建的話，它就可能被納入蘇聯的勢力范圍，這樣一來，鄰居就會更加恐懼。德國就此陷入兩難困境。阿登納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德國必須放棄“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這種觀念，讓德國變成“歐洲人的德國”。這樣一來，德國的復興就相當于歐洲的復興，德國才有機會同時完成兩個任務。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煤和鋼是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兩種原材料，所以德國就拉上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推動成立了歐洲煤鋼聯營，將煤和鋼的生產納入一個跨國的聯營委員會來統一管理。德國生產多少煤和鋼，對委員會的其他國家來說都是透明的，這些煤和鋼究竟會被怎么使用也是透明的。同樣，別的國家生產多少煤和鋼，對德國也是透明的。六個成員國各自把一部分經濟主權拿出來，交給一個超國家的委員會來管理，這樣各國就可以彼此信任了，此時德國的復興也就等于歐洲的復興了。這就相當于，德國通過一種新的超越于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說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這樣才能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產能力，同時仍然獲得世界的信任；否則，德國反倒沒有機會保有生產能力。
今天德國是歐洲人的德國，而歐洲也已經成為德國人的歐洲。德國對歐洲的影響力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大，但是沒有任何人恐懼它，相反，有很多國家都在主張德國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德國放棄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方案，才真正地兌現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讓自己成長的果實能夠真正地被收獲。
同樣，反思也是企業家的一種精神。在這方面我們要學習華為，學習什么？對內，自我反省；向外，虛心學習。這樣的企業，才能從平庸走向優秀，從優秀跨向卓越，這是華為的文化，甚至華為的習慣。自我批判是一種文化自覺機制，也是一種制度化的糾偏機制。
我們每一個人，當然更應該反思。小到“吾日三省吾身”，年終則要年度總結，而大至生活關鍵處、工作轉折點，更要慢兩步、停下來，等一等我們的靈魂。反思精神、自我革命，是我們每一人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思想支撐、不竭精神源泉！
七
讀黨史說奮斗，于共產黨人而言，我覺得有三個核心要義：自覺、無我、獻身。
這種奮斗是自覺的，發自內心的，基于思想的，出乎內醒的，無需外力所迫，不是環境使然，是黨性修養的體現，是政治品格的彰顯。這種自覺也表現在，不管是中共高級領導人還是普通共產黨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特別是戰斗在基層的共產黨員，心系黨之大者，為黨分憂，勤勉盡責。這種奮斗是無我的，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得失，不顧及個人的利益有無，不“愛惜羽毛”，甚至不惜生命，為黨的事業獻身。驚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
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白公館里壯烈犧牲的革命志士給黨留下了若干獄中意見，后來被黨史專家總結為“獄中八條”。1949年11月27日，重慶渣滓洞的特務們開始了最后的屠殺，285名黨的兒女遇難，只有15名僥幸逃生。《紅巖》作者之一的羅廣斌脫險后，懷著無比悲憤的心情將獄中黨組織的分析、總結和建議，寫成了一份《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交給了重慶黨組織。這個報告的第七部分叫做“獄中意見”，主要內容有八條，即“獄中八條”，這是犧牲的烈士們飽含血與淚的意見：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整黨整風；八、嚴懲叛徒特務。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將“獄中八條”一一讀了出來。身處牢獄，心系黨之大者、國之大者、民族之大者，位卑未敢忘黨憂、忘國憂、忘民族之憂，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和高瞻遠矚的眼光，體現了一名普通共產黨員對黨赤膽忠心的堅強黨性，彰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甘灑熱血寫春秋”的革命情懷。
今天我們的律師隊伍中年輕人甚多，拿我們上海辦公室為例，35歲以下的青年律師占到了64%的比例。看一看百年前你們的同齡人吧！五四運動中及建黨早期，有幾個青年才俊活躍在政治舞臺中心，在《覺醒年代》中都有他們的光輝形象。
例如趙世炎。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者、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01年4月13日出生的他，與100年后的我們相比，就是一個真正的“00后”；而他犧牲時年僅26歲。趙世炎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中，參加五四運動，是當時師大附中學生運動的組織者。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一起創建了中共旅歐支部。回國后，趙世炎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罷工，成為當時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1927年不幸被捕，就義時高呼：“共產主義萬歲！”“打倒新軍閥蔣介石！”“工農兵聯合起來！”
再如鄧中夏。百年前相當于今天的“94后”，是中共第二屆、五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工人運動的領袖。1917年入北京大學學習，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3年參加創辦上海大學，任教務長。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后，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參與組織領導省港大罷工。大革命失敗后，參加黨的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于1932年到上海任全國赤色互濟會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鄧中夏1933年5月被捕，9月21日黎明在雨花臺下，高呼著“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昂首走向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9歲。
還有陳延年，“98后”。1919年12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摒棄原先信仰的無政府主義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與趙世炎、周恩來一起創建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并擔任宣傳部長，同年秋加入法國共產黨，不久經中共中央正式承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回國后他先后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秘書兼組織部長、廣東區委書記、江浙區委書記，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27年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獄，1927年7月4日晚押赴刑場。劊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卻高聲回應：“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著死，決不跪下！”
延年弟弟喬年，“02后”美少年。17歲隨哥哥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1927年在中共五大會上與哥哥同時當選中央委員，會后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陳喬年對他父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志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后果是嚴重的，不僅使大革命失敗，黨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批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這是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對國民黨反動派只有作堅決的斗爭，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陳喬年對陳獨秀說：“爸爸，你過去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你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黨應有自己的武裝，走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才有希望。”
八七會議后，陳喬年分別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2月16日在上海被捕。獄中受盡酷刑，卻堅貞不屈，始終嚴守黨的秘密。同獄的同志們十分難過，他卻淡淡地說：“受了幾下鞭子，算個啥。”犧牲前，陳喬年說出了這樣一句令吾輩今日仍蕩氣回腸、熱淚盈眶的豪言壯語：“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
讀書學史，應該時不時把今日擺進去、把自己放進去。于是不經意之間，我把那個時代的人物的年齡隨手記在了筆記本上，并且做成了這樣一張表格。我在想，如果把我們的年齡減100歲，或者把他們的年齡加100歲，于是我們和他們，就成為同時代的人了。進一步想，我們能像他們一樣前仆后繼、奮斗犧牲嗎？退一步說，那個時代與我們同年齡的他們，其奮斗犧牲的精神，能給這個時代與他們同年齡的我們，以什么樣的啟示呢？
八
今年十一，是新中國的第72個生日，我和兒子去看了場電影——《長津湖》。
史料記載：1950年冬，中美兩支王牌部隊在長津湖展開了激烈廝殺，其慘烈程度史上罕見，被稱為“中美兩國都不愿提及的血戰”。親歷過那場戰役的遲浩田將軍曾說過：“長津湖戰役已經過去60多年了，卻至今讓我刻骨銘心。”中國人民志愿軍第9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在回憶錄中認為，長津湖戰役“其艱苦程度超過長征”。《第二十軍抗美援朝戰爭戰史》（1962年完成）寫道：“盡管我們已經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忍受和克服了種種嚴重困難，可是要取得勝利就不能不付出較大的代價，并且不能不在客觀上限制了我們去獲得更大的勝利。”“即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發揮到最高限度，如果沒有最低限度的物質保障，也不能不限制我們取得更完滿的勝利。”
美軍戰史則稱：“陸戰隊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如此悲慘的艱辛和困苦。這簡直是一次地獄之行。”長津湖之戰中，志愿軍27軍集中2個師5個團的兵力圍殲了美7師31團。該團曾因一戰期間對蘇俄作戰獲得“北極熊團”綽號，其藍色團旗被志愿軍繳獲，現存于北京軍事博物館內。這也是朝鮮戰爭中志愿軍唯一一次成建制全殲美軍一個團。
長津湖之戰一個月前，麥克阿瑟將軍如此吹牛：“讓美軍回家過圣誕節”。事實上，從1950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陸戰一師的戰斗傷亡總數為4418人，其中604人在戰斗中陣亡，114人死于重傷，192人在戰斗中失蹤，另外還有7313名非戰斗減員，8名飛行員被擊斃、4人失蹤。當然，志愿軍的傷亡更加慘重，總人數達到37,500人，其中陣亡15,000人，受傷7500人，之外在空襲中有1萬人陣亡、5000人受傷。以上數字應該是準確的，這是美國人約瑟夫·古爾登所著《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中披露的數據。
實力是贏得尊重的最好方式。長津湖戰役令中美軍隊都重新認識了對方。志愿軍后來承認，陸戰1師是“美國戰斗力最強的部隊”。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約瑟夫?格登則滿懷敬意地評價：“以任何標準來衡量，中共軍隊強行軍的能力都是非凡出眾的！”美國57炮兵營營長卡羅·曾頓斯中校如此回憶：“陸戰隊員們從沒見過這么多中國人蜂擁而來，發動一次又一次的頑強進攻。盡管陸戰隊的火炮、坦克和機槍全力開火，但是中國人仍然源源不斷地沖鋒，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讓陸戰隊肅然起敬。”長津湖戰役，麥克阿瑟的戰略誤判導致大軍遭到伏擊，而師長史密斯的謹慎頑強挽救了陸戰1師，正反兩方面都給人啟示：不要有虛妄的驕傲，尊重你的對手。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朝鮮戰爭同樣影響到當時中國的外交地位和國際形象。本來對中國參戰不樂觀的斯大林得知戰況后為之動容，并對下屬說：“必須迅速在1951年3月前完成向中國同志36個步兵師的全部裝備訂貨，還要立刻送去3千輛汽車。”狂妄的麥克阿瑟沉痛地低下了頭：“必須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在全新的情況下，和一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全新的強國進行一次全新的戰爭。”“如果中國人沒有于1950年11月在清（川江）長（津湖）戰場穩執牛耳，此后的世界歷史進程就一定不一樣。”這是英國牛津大學戰略學家羅伯特·奧內爾博士在其《清長之戰》一書中的原話。
應該說，片子拍得不錯，令人情不自禁眼含熱淚！和平景色（如家鄉水上，長城內外）唯美，戰斗鏡頭唯烈（如干涸的湖，雪白的山），決策場景唯莊（如中南海內，菊香書屋）。主要演員都是我們大家普遍喜歡的，除了吳京，還有硬派當家小生段奕宏、張涵予；當然歲月不饒人，曾經的硬派代表人物胡軍，已經在劇中扮演被叫做爹的人物了（雷公）；朱亞文扮演的指導員，與《亮劍》中的趙剛異曲同工，能文能武；而扮演毛岸英的黃軒，雖然文弱了一些，但是我更認可的毛岸英形象：儒雅、內斂，但又果敢、堅強；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悉數出場，而他們的扮演者都是唐國強等大家。
電影中，最令人動容的是朱亞文扮演的指導員梅生與吳京扮演的連長武千里間的這段對白：“臨別前，女兒問我為什么要去打這場仗。我知道，如果我們不打這場仗，就得他們這一代來打。我們打這場仗，是為了他們能不打仗。”戰史上，最讓人震撼的是楊根思烈士那豪邁堅定的“三個不相信”：“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務！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不相信有戰勝不了的敵人！”最讓人心痛的則是“冰雕戰神”。真實的故事是：81師242團2營5連1950年11月30日夜接到在新興里以南3公里處埋伏阻擊南撤美軍的命令后，2營營長謝德仲立即命令5連跑步前進到1221高地。可是，直到12月1日下午3點許，沖出新興里包圍圈的美軍趕到1221高地前時，5連的戰士卻沒有打響一槍一彈。營長火了，罵著跑上了1221高地，一看卻嚎啕大哭起來。原來，在這里守候了一夜加一個上午的5連官兵，全部成戰斗隊形凍死在了簡易的掩體里。長津湖戰役志愿軍9兵團出現了3個“冰雕連”，242團2營5連就是其中之一。“冰雕連”有一名叫宋阿毛的小戰士，從他的衣兜里發現了這樣的一封信：“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是一名光榮的志愿軍戰士。冰雪啊，我絕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地聳立在我的陣地上。”這封絕筆信送到彭德懷的手中，這位從不流淚的鐵血將軍，竟也偷偷地抹起了眼淚……
網絡上有這樣的評論：讓一個民族軟弱，最好的辦法就是壞掉他們的圖騰，污名化他們的英雄，讓后來人再也不想給這個民族去努力去抗爭。知乎上的一個帖子這樣說：“如何看待那場戰爭：一代人吃完了五代人的苦，一代人做出了五代人的事，一代人打完了五代人的仗，一代人建立了五代人的功。”這是人類歷史上戰爭的巔峰，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以弱勝強，師出有名，信仰純潔，同仇敵愾，官兵平等，軍紀嚴明，善待百姓，優待俘虜，戰法出色，名將輩出，英雄無數，又沒有天氣加成，自身后勤和裝備嚴重處于劣勢，完全靠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智慧作戰……
再說一下《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這本書對朝鮮戰爭的評價。美國政壇老將埃弗里爾·哈里曼：“一場苦澀的小戰爭。”共和黨人把朝鮮戰爭稱為“本世紀對外政策的蠢舉妄動”，并以此為殺手锏，結束了民主黨對白宮20年的統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老實說，這是一場軍事上的奇災大禍。”“這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朝鮮戰爭標志著美國第一次試圖通過訴諸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的軍事擴張，但卻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于僵持狀態，同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后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
“我們打這場仗，是為了他們能不打仗。”今天，我們的問題正是：中美還有一戰嗎？或者說，還會注定一戰嗎？于是趁熱打鐵，我閱讀了這本書：《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曾擔任助理國防部長，并為從里根到奧巴馬每一位總統的國防部長提供咨詢服務）。
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開宗明義提出：“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修昔底德的這一論斷從歷史哲學的高度，提出了一個崛起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之間競爭與沖突的必然性，即國家實力此消彼長的結構性矛盾將引發戰爭。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則認為：“中美兩國在文化價值觀、發展道路、政治體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也是使兩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
作者在哈佛大學領導的修昔底德項目回顧了過去500年的歷史，發現了16個案例，都是一個大國的崛起攪亂了另一個主導國的地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個世紀以前工業化后的德國挑戰了英國在“啄食順序”中的頂端地位，他們之間的競爭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需要用一種新的暴力沖突類型來定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16個案例中，有12個案例都以戰爭收尾，只有4個得以幸免。”
而在本書的末尾，作者特別提到了這樣一個案例，用以說明逃脫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英國、法國與德國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并未發生戰爭，最重要的是德國領導人有意識的選擇不去重新發展本該與國家經濟實力相稱的軍事存在。創造一個“歐洲化的德國”，而不是“德國化的歐洲”。通過展示自己的穩定和開放、追求與昔日對手的融合以及放棄更傳統的炫耀權力的意愿，德國迄今為止成功地逃脫了休昔底德陷阱。此案例的分析，倒是驗證了本文此前提到的《破繭》中的結論。
智綱智庫創始人王志綱去年底發表“年終萬字長文”說：“有一些人認為，近年中美關系的惡化，是由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太過于高調所致，這樣的看法無疑是在侮辱美國人的智商和決心。”“中國像是初長成的大象，想藏在小樹背后，無疑是自欺欺人。在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情況下，中美攤牌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王志綱進一步分析了中美關系的第二個不可避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文章說，歷史上很多國家，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東南亞的菲律賓等，都沒有邁過從中等收入到發達國家的這道坎。今天的中國也面臨這個危險。14億人口中，還有大量亟待發展和致富的民眾。想要沖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在高科技上突破，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科技將是重中之重，一個國家在科技領域的綜合實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來中國可以模仿、跟跑，生產一些低端產品。現在要想繼續前進，必須在科技上得領跑、突破，經歷升級改造的進程，從人力密集的低端制造走向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否則是沒有未來的。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中國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文章肯定地說：“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中國，短時間內都是一個沒法調和的矛盾，這點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晰。”
作為法律人，今天我們關注的戰爭不應僅是軍事之戰，還有經濟之戰，特別是法律之戰。孟晚舟回國當晚，我趁勢讀完了這本書：《美國陷阱》（法國人皮耶魯齊和馬修·阿倫合著）。這本書的副標題同樣醒目，用以釋明：“如何通過非經濟手段瓦解他國商業巨頭”。
應當說，這是一個可以拍世紀大片、世界巨片的題材與素材：2013年4月14日，美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法國阿爾斯通集團鍋爐部全球負責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剛下飛機，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逮捕。這場抓捕不僅是針對他個人的行為，而是美國政府針對法國阿爾斯通的系列行動之一。之后，美國司法部指控皮耶魯齊涉嫌商業賄賂，并對阿爾斯通處以7.72億美元罰款，阿爾斯通的電力業務最終被行業主要競爭對手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收購。阿爾斯通，這家曾經橫跨全球電力能源與軌道交通行業的商業巨頭，因此被美國人肢解。而皮耶魯齊直到2018年9月才走出監獄，恢復自由。在本書中，皮耶魯齊以深陷囹圄的親身經歷，披露了阿爾斯通被美國企業強制收購，以及美國利用《反海外腐敗法》打擊美國企業競爭對手的內幕。“這是一場隱秘的經濟戰爭！”在本書的“尾聲”中，作者寫到：密特朗在總統任期快結束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法國還渾然不知，但我們已經與美國開戰了。是的，這是一場持久的、至關重要的戰爭，一場經濟戰，一場表面上沒有傷亡，卻生死攸關的戰爭。”
作者認為：這是一場關系到我們所有人的戰爭，一場比軍事戰爭更加復雜，比工業戰爭更加陰險的戰爭，一場不為公眾所知的戰爭，這是一場法律戰爭。也就是利用法律體系，將敵人或被鎖定為敵人的目標，塑造成違法分子，以此給對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損害，并通過脅迫手段迫使其服從。在各方共同關注的許多議題上，美國已經成功地向其同盟國及他們的企業施加了一套自己的準則，例如打擊恐怖主義，反對核擴散，打擊腐敗，反洗錢。這些合法的和必要的戰斗，使美國人自詡“世界警察”。憑借強勢美元（國際商業往來的手段）和技術（允許通過美國的電子郵件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數據）的力量，美國不僅成了全球唯一能夠頒布域外法的國家，還成了唯一能夠執行域外法的國家。
九
《南方周末》“2022新年獻詞”有這樣幾段話：
抉擇是亙古至今的召喚，諦聽著生命固有的詠嘆。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抉擇是堅忍持久的愛，是為自己為親人為路人為家與國的明天籌謀。
抉擇是責任擔當，是縱然身在沙漠，也要變身駱駝，不為鴕鳥。
抉擇是勇氣，是直面慘淡后的奮起，是橫下心接納陌生、改變和結果。
抉擇是較量，是狠狠扼住命運的咽喉而且還要以堂堂正正的姿勢。
抉擇是新生，是涅槃后更為強壯的靈魂，是摧枯拉朽、洗髓換骨后的輕盈如燕，是從悲觀中升華出的達觀，是最終化成的不老青山。
人之抉擇，難以處處順滑，但求不做浮萍。而每一個你我，絕不躺平，絕不由天，要努力在時代與命運的羅盤上刻下印記，以千萬個一粟聚成洪流，匯于滄海。
每一次抉擇，都是一次主動求變，都期待一場苦盡甘來。正如每一棵破土的新芽，都帶著穿透時光的倔強。
的確，我們每個人，都不能回避抉擇，都無法拒絕抉擇。你不主動抉擇，就必然會“被抉擇”。抉擇是一門學問，抉擇是一種智慧。抉擇要保持定力，要去粗存精，要去偽存真。
在這里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噪聲·人類判斷的缺陷》。作者丹尼爾·卡尼曼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總統自由勛章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卡尼曼在心理學上的成就是挑戰“判斷與決策的理性模式”，被公認為繼弗洛伊德之后的當代偉大心理學家。他的跨領域研究對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產生深遠影響，被譽為“行為經濟學之父”。在本書的封底印有這樣的主題詞：“哪里有判斷哪里就有噪聲。噪聲就像地下室漏水，它之所以能被容忍，不是因為人們認為他是可接受的，而是因為它一直未被發現。”
著名媒體人秦朔讀此書后談到：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判斷組成的。判斷即人生。判斷不僅會受偏差的影響，還會受噪聲的影響。如果說偏差造成了“決策的不全面性”，那么噪聲則造成了“決策的不一致性”。噪聲和人的個性、偏好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都有關系，它往往隨機出現，但影響巨大。《噪聲》的啟示是，我們會和噪聲相伴，但也有方法重塑決策框架，讓自己做出更好的決策。著名企業管理者毛大慶則認為：人生經歷就是所有抉擇的總和，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抉擇。工作與生活在一次次的抉擇中潛移默化地發生了變化，沒有人可以永遠做出正確的抉擇，總有噪聲在影響判斷力，噪聲是不可消除的，但我們必須盡量將噪聲的影響降至最低。
我們再說一個概念：“信息繭房”。在《破繭》一書中，作者認為：人們不斷接受著豐富的信息，覺得自己隨時隨地了解著世界，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因為自己總能看到感興趣的東西，從而獲得了舒適的錯覺。信息繭房中看似營養豐富，實際上營養極不均衡：既有的觀點不斷重復，個人既有的價值取向和認知也在不斷被強化，不同繭房之間的壁壘日益變深。漸漸地，人們越來越不習慣于和不同的觀點共存，進行建設性的公共討論的能力迅速下降。
信息繭房在某種意義上取消了“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社交媒體的出現，把人們的社會交往所依賴的物理空間給擊穿了，沒有了共享的空間結構，“公共性”就進一步被消弭掉了。人們進行建設性的公共辯論的能力在下降，意愿更是大幅下降。人們不再習慣于與不同的觀點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歡的信息繭房里。當每個人都處于信息繭房中的時候，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和諧，每個人都和與自己觀點相同的人一起感受著一種虛擬出來的歲月靜好；就算遇到了觀點不同的人，他也可以把對方當作弱智，劈頭蓋臉臭罵一通再把對方拉黑，感覺無比爽快。可是這個社會的“公共性”，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消弭。
電影《教父3》中有一句經典臺詞：“不要憎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力。”這句話頗值得玩味。“憎恨”是一種情感，是一種強大的行為驅動力；“判斷力”則是理性，它可以幫助人辨別事實。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無法看到事實，無法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判斷。信息繭房在當下就會帶來這樣的問題，它會導致人們經常用情緒替代理性，用觀念遮蔽現實，當下社會中的各種撕裂，都與此有著很深的關系。
十
今天在座的大家，選擇了我們的職業，選擇了我們職業的平臺，選擇了我們這個平臺的規則。基于這種選擇，如果說“信仰”太高大、“信念”太沉重，那么用平常心來想、用平常話來說，我們總歸要“信”點什么吧。
我總結了四句話：我們要“專業主義”不要“關系主義”，我們要“長期主義”不要“機會主義”，我們要“集體主義”不要“利己主義”，我們要“完美主義”不要“功利主義”。
第一，要“專業主義”而不要“關系主義”。
這是由律師工作是高智力勞動所決定的。專業主義是我們律師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是所有管理制度的出發點。但是關系主義卻讓律師棄安身立命之本，行投機取巧之能，取害人害己之果。近期律師行業突出問題專項治理，一些律師被查出問題，歸根結底是關系主義作怪，他們不相信專業，或者他們更相信關系，劍走偏鋒，觸碰紅線。
朱镕基總理曾對會計界題詞：“不做假賬。”我對我們律師的理解：“不做偽證，拒絕行賄。”“不做偽證”自不必說，為什么“拒絕行賄”中我用了“拒絕”二字。其實這說明內外因素很多，往往多因一果，于是要拒絕司法生態的擠壓，拒絕相關人員的索取，拒絕內心小我的掙扎。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要干脆、利落、斷然，不拖泥、不帶水，堅決、決絕地拒絕。不逾法律規定的紅線，嚴守道德約束的底線，既不害人，也不害己！我們要以“專業主義”抵制、抵抗“關系主義”。國浩各辦公室既是專業主義推進發展的利益共同體，更是關系主義危害品牌的責任共同體，必須強化并優化一體化管理制度，杜絕“法外之地”，我們的管理、我們的品牌、我們的發展才能一以貫之地可持續。
第二，要“長期主義”而不要“機會主義”。
這是由律師行業是服務性行業所決定的。律師業務的發展一定是基于長期服務的積累，所謂“疾風知勁草，日久見人心”。機會主義總是急功近利，業績短期暴漲，但是潛藏著巨大風險，于是乎“時候一到，通通報銷”，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長期主義無限接近理想主義，即我不一定能看到我的成功，但我確信我做的這個事情有意義，所以我每天都是成功的。有哲人說過：只要今天不是歷史的終結，就總會有人能夠看到這個社會的不完美，也就能發覺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還有這種可能性存在，理想主義就總還有它的生命力。
一本書這么說。《反脆弱》一書是美國人塔勒布繼暢銷書《黑天鵝》后又部力作，其副標題就是：“從不確定性中獲益”。《黑天鵝》揭示了極其罕見而不可預測的事件如何潛伏在世間萬物的背后，而本書則極力為不確定性正名，讓人們看到它有益的一面，甚至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尼采有句名言：“殺不死我的，只會讓我更堅強。”正如人體骨骼在負重和壓力下反而會越發強壯，謠言和暴動在遏制和鎮壓下反而愈演愈烈一樣，我們生活中的許許多多事物也會從壓力、混亂、波動和動蕩中受益。塔勒布在書中所定義的“反脆弱性”，是那些不僅能從混亂和波動中受益，而且需要這種混亂和波動才能維持生存和實現繁榮的事物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反脆弱性是一個超越復原力和強韌性的概念。復原力只是事物抵御沖擊，并在重創后復原的能力；而反脆弱性則進一步超越了復原力，讓事物在壓力下逆勢生長、蒸蒸日上。
作者強調：反脆弱性的事物喜歡波動性，也喜歡時間。時間在功能上與波動性相類似：時間越長，發生的事件就越多，也更混亂；如果你可以承受有限的傷害，對小錯誤具有反脆弱性，那么時間會帶來最終令你受益的錯誤或反錯誤。這就是你的祖母稱為經驗的東西。脆弱的東西則會被時間所擊垮。
一個論壇這么說。2021年10月21日，在中國上海舉辦的第十一屆中國管理·全球論壇上，世界級管理學和領導學思想大師、“學習型組織之父”彼得·圣吉為大家分享了數字化進程下的變革和影響，他認為我們必須更深層次地思考我們的位置，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的現實、看待它的本質，不能僅僅從短期的角度來看待現實的本質。
他說：數字化進程中，我們需要面對變化，企業需要塑造長期導向。長期導向，就是方向。只是做企業不僅僅是要盡可能的在接下來2年里賺更多的錢，我們也有責任去塑造一個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好好生活的理想世界。優秀企業，需要回歸本源。這不僅是一個哲學式的問題。考慮到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現實，這其實是事關我們存亡的問題。我們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嚴重的生態失衡，而這兩者絕不是互不相關的。我們太習慣于去利用其他事物，利用社會資本、自然資本，去創造經濟資本，所以我們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卻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一個很強烈的對比就是，現在全球最富有的10個人掌握的財富，跟最窮的那一半人合起來掌握的財富一樣多。彼得·圣吉呼吁的宗旨就是：唯有長期主義，方能擁抱變化。
一個演講這么說。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今年跨年演講的題目是“遇見2021，影響我們的六個周期”。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周期的“奴隸”，同時我們也是周期的“主人”。我們被周期驅趕和改變，同時我們在周期中發掘財富之泉。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順應中轉型，在抵抗中成長。2022年，讓我們一起創造面向未來的、迷人的“周期之魅”。
一個哲學家這么說。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說的就是，人活在世上，要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活在世上，甚至活得還不錯；然而，這只是因為他們僥幸地躲過了災難與禍患而已。
一個創業者這么說。堅持長期主義，致力長期奮斗，需要克服無數個艱難險阻。在這里給大家舉一個馬斯克的例子。12月13日，馬斯克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2021年度人物”，并作如此評價：“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但他沒有一處地產，近期還在大舉拋售股票。他將衛星送入太空，他充分利用太陽能，他創造的汽車不僅不用汽油，甚至連司機都幾乎可以不用。他一句話就能說得股市上躥下跳。他有大批擁躉，將他的每句話奉若圭臬。他馳騁地球，向往火星，百折不撓，志在必得。”
蘇格拉底說：“逆境是磨煉人的最高學府。”馬斯克應對、克服逆境的能力特別強，于是專家說他具有非凡的“逆商”。馬斯克出生在一個并不幸福的家庭，特殊的成長環境鍛煉了馬斯克，賦予他鋼鐵般的意志。馬斯克一路走來，受到各種攻擊、羞辱、詛咒。原因不難想象，他每次創業都是要顛覆一個龐大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行業，而這個行業又有一個由無數供應商和互補品組成的網絡，馬斯克動了不知多少人的奶酪。
他說：“所謂創業，就是嚼著玻璃凝視深淵。既然必須穿過地獄，那就走下去吧。”“如果你沒有失敗，說明你沒有創新；如果你失敗得不多，說明你不夠創新。”有一篇文章如此感慨：尼采的不少名言“如果這世界上真有奇跡，那只是努力的另一個名字”“對待生命你不妨大膽冒險一點，因為好歹你要失去它”“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生命中最難的階段不是沒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似乎都可以被用來描述馬斯克。
今年企業界有一個熱詞兒叫“打勝仗”。《打勝仗》這本書分析得好：打勝仗，需要戰斗力，而戰斗力的生成絕非一日之功，相反需要長期持續的投入，無論是戰略意識的養成，還是組織與團隊的建設、領導力的鍛造、執行力的打造，皆如此。戰爭最忌諱的是什么？是“勝則一日千里，敗則一敗涂地”。有言曰“流寇主義”，流寇的勝利都是無根的勝利，因而注定其只能是歷史的匆匆過客，擺脫不了止于“草莽”的宿命，如果在此后面再加上“英雄”二字，那就是歷史學家對其的眷顧了。古今中外企業亦同，急功近利走捷徑，靈丹妙藥立見影，組織上迅速擴張、市場上攻城掠地、文化上脫胎換骨，其實是典型的短期主義和功利主義心態。今日之商戰愈發激烈，企業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傾向于正規戰、陣地戰、攻堅戰、持久戰，這對企業基本面的要求越來越高。戰爭史告訴我們，要想打勝仗，就必須從決定勝負的基本要素入手，如孫子兵法所謂“道”“天”“地”“將”“法”，老老實實地沉下心來，扎扎實實地把基本面做好，才能奠定持續打勝仗的根基。如果僅憑速效藥速成，心急浮躁，肯定一事無成，而所謂的打勝仗，必然是水中花、鏡中月。
曾國藩說過這樣的話：“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秉持此信念，他“知一句便行一句”，以“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為訓，達到極高的成功境界。曾國藩的故事告訴我們，投機取巧只是小聰明，只會得益于一時；拙誠天下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長遠。“不求近效，銖積寸累”“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正是曾國藩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
第三，要“集體主義”而不要“利己主義”。
這是由組織形式是合伙制屬性所決定的。我們的律師事務所采用的是合伙制這種組織形式，合伙的本質就是利他，合伙人之間的關系甚至堪比“夫妻關系”，在法律層面真正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所謂合伙人之同舟共濟、榮辱與共。《論語》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才是合伙，這才是我們合伙制律所、一體化制度的出發點。
子還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說的就是，我們很多人可以在一起學習，可以是同學，將來卻未必會走同一條道路；當然，我們可能會走同一條道路，但未必能夠一起走到底，可能有人中途退出；然而，即便能夠一起堅持到底，卻未必能夠一樣地善于權變，甚至治國經事。專家解讀說，這三句話，包含了四個關鍵字：學、道、立、權。還是我用通俗易懂的話來形容吧：一起讀“大學”，一起走大道，一起賺大錢，一起干大事！
前年年會上我曾講過華為董事長任正非的一句話：“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拼死相救。”作為同事、同仁、同道，應該相互支持、支撐、支助，而彼此拆臺、落井下石，惡意相對、惡語相加，釜底抽薪、打擊報復，都為集體不容，為大家不齒，與國浩文化格格不入，與國浩制度水火不容，我們要避免之、防范之、清除之。
我來進一步作個分析，集體主義或者說利他主義，是一種思想境界，更是一種個體能力。這種能力不僅僅使你能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可以聯合別人把共同的事情做好。其實很多事情尤其是我們的法律服務工作，本身就不單單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和客戶共同的事業。有個專業詞匯叫“職業共同體”，特指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我這里想說一個詞兒叫做“事業共同體”，例如作為法律服務業“乙方”的我們與實體經濟體“甲方”的客戶。
讓我們先聽一下羅振宇講的故事。一則是“好醫生為什么要想到比基尼?”話說有一位朋友在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導師是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一次他們師生倆一起做一臺胃部手術，病人是一位年輕女孩。手術做得非常漂亮，腫瘤被完美地切除了。按常理，手術到結尾，一般都是助手來縫合，這不是關鍵環節，還可以讓年輕醫生練練手。但是，當年輕醫生準備動手縫合的時候，老師卻說：“這次我來。人家姑娘年輕，可別讓傷疤太顯眼。”
年輕醫生暗嘆：“這次我才知道什么叫名醫！”名醫比拼的不僅是技術；不是別的大夫10秒能縫好，他8秒就可以；不是別人能縫一個百鳥朝鳳，他能縫一個獅子滾繡球。名醫比拼的原來還有一種能力：他能體會到一個和醫院手術室八竿子打不著，但是對病人很重要的場景，即這個病人不僅要活命，而且，在未來，也許她還要穿比基尼！
這是一種“共情能力”。醫生在每一個細節上取得病人的信任，而信任能讓病人更加配合治療方案，這本身就是提高治療效果、實現治療目標的最重要的前提。醫生的醫術，本身就是軟技能和硬技能兩個方面共同組成，準確診斷、開藥方、做手術是硬技能，體恤病人的感受、激發病人的信心是軟技能。如著名的ICU醫生薄世寧主任說的一句話，讓羅振宇印象很深：“在今天，和患者達成聯盟關系，也是一位醫生的核心能力。”
第二則故事說的是“老師怎么提醒學生家長還不傷面子？”說的是一位小學班主任，由于班上有三個學生上學沒帶作業本，要在群里通知家長。老師沒有說三個孩子的名字，更沒拍孩子的正臉，只拍了孩子鞋子的照片發到群里。為什么這么做？因為各家孩子的鞋，家長一下子就能認出來，而別人認不出來。督促的作用起到了，大家的面子也都保住了。這位老師不僅會盡自己的責任，而且有能力想象不同場景下不同人的感受。
教育專家沈祖蕓老師說：“未來一個教師如果仍然只是一個知識講解與傳授的角色，那么他會被替代，而成為情緒勞動者的話，他就無可替代。”也就是說，這可不是一個好人好事的故事，也不是一個老師有多溫柔的故事。家校溝通，處理好和家長、和學生的關系，本身就是一個老師崗位職責的重要項目。而一個老師從事情緒勞動的能力，就是讓他更有崗位競爭力的軟技能。
羅振宇進一步分析：那位醫生和這位老師其實展現的是同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就是軟技能。對于軟技能，有很多解釋，包括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公開演講、專業寫作、團隊合作、數字素養、領導力、職業態度、職業道德、職業管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等等。概括一下的話，這種能力，本質上是一種“連接能力”。
“連接能力”的內容之一其實就是“溝通能力”。作為一名律師，尤其是作為一名合伙人，溝通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溝通能力的一個表現方式就是會“講故事”。《打勝仗》一書中引用柏拉圖的一句話就這樣說：“會講故事的人統治世界”。達爾文也說過：“人腦是一座堅固的要塞，直接攻擊是無法突破的。”而講故事，無疑是突破要塞，乃至統治世界的“魔力棒”。對我們的合伙人而言，對內，要用故事去吸引年輕的追隨者，并引領和組織更多的追隨者去創造價值，實現發展的最大化；對外，要用講故事去拓展我們的法律服務市場，讓更多的客戶信任、信服乃至信仰我們的專業服務。這里的故事，就應該是事務所發展的愿景，以及在這樣一個愿景下年輕人的成長與成功之路；而對客戶所講的故事，就是律師的故事、法治的故事，專業的故事、服務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忽悠，而是激勵；不是幻想，但是夢想；不是空談，卻是實踐；不屬金錢，惟其價值。面對我們的年輕人，我們的組織、我們的合伙人應該講這樣的故事：我們是誰？我們在哪里？我們去哪里？面對我們的客戶，我們要講這樣的故事：我們是誰？我們為了誰？我們如何為你做得更好！
在做企業上市法律服務時，我經常說，好企業就是要“提要求”“做保障”，而好中介就是“以專業眼光發現問題，以技術能力與擔當精神解決問題。”我們律師就應該與客戶以及其他中介機構包括券商、會計師、資產評估師、其他律師，同心協作結成戰略合作者，攜手努力達成事業共同體。我們要有這樣一個意識，不純粹是做一個項目，而是營造一種“生態”、創造一種“場景”，貫穿“全產業鏈條”、關切“全生命周期”。我們作為律師，特別是作為合伙人，都要創建直至自帶“能量場”。大家知道核反應，其方式無非兩種，一是核裂變，例如原子彈、氫彈，還有就是核聚變，其能量更大。這個科學原理給我們的人生啟示就是：獨善其身很重要，聚合力量更強大。一如華為的經驗所談，從銷產品、到賣服務，從賣服務、到建生態，于是生意越做越大、事業基業長青。
《打勝仗》一書中就介紹：華為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這是賣好產品、做好服務的前提。而通過與同行友商和相關利益群體分享利益，構建好的產業生態，是華為持續打勝仗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走向技術創新前沿，進入全球領域之后，華為更需要構建產業生態來保障公司健康成長。而在面臨外部打壓的情況下，建生態更成為其必由之路，盡管這條路非常艱難，盡管這條路要付出更大的犧牲。專家把華為的成長之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產品定位期聚焦于把企業做成，第二個階段市場復制期聚焦于把企業做大，第三個階段管理規范期聚焦于把企業做強，第四個階段生態聯動期聚焦于把企業做久。在這第四個時期，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也就是說不再是獨善其身，在做好了分內之事后，組織的邊界會開始跨出企業，整合企業內部與外部的資源，和產業鏈的上下游伙伴一起進行生態聯動，也從獨自悶頭發大財變成幫助生態伙伴一起發展，成為平臺的賦能者。
第四，要“完美主義”而不要“功利主義”。
這是由律師服務是價值觀品質所決定的。律師的工作是產品、商品，更是作品、精品，其內核是法理，是人性，充滿了愛和希望。我們不能因功利而忘根本，我們要保證我們服務質量的完美、工作成果的價值、勞動價值的傳承，而不是淺嘗輒止，敷衍了事。不以功利性的方式做事，而應追求我們內心的價值觀和優秀的品質性。
最近“騰訊NBA”上有一篇文章：“曾被看輕的庫里：定義一個時代，改變一個時代”。說的是：2021年12月15日，勇士客場對尼克斯一戰首節結束前7分33秒，庫里遠投命中，這是他本場投進的第二記三分，NBA生涯三分球命中數來到2974，打破雷·阿倫保持的常規賽歷史三分紀錄。至此，庫里已將NBA常規賽與季后賽三分紀錄全部收入囊中，以無可爭議的三分球第一人，為他所開創的籃球時代加冕。
專家評價說，庫里的投射是反傳統的，在他崛起之前，三分球只是NBA賽場的輔助工具。“跑動-接球-投籃”，這是三分球出手的基本操作，而庫里演化成“運球-投籃”，將一種半被動的方式，升級到全主動。庫里那些蝴蝶穿花般的運球，按照常理應以突破結束，而他卻是用三分轟擊。庫里改變了傳統籃球設立的理念，擴寬了這項運動的邊界，他開啟了三分時代，并讓“像庫里那樣投籃”成為一種潮流。
追求完美的過程是艱辛的，痛苦的，要付出許多，甚至犧牲不少。但只有通過完美，才能做成事進而取得勝利，而勝利是一個員工、一個團隊對一個組織的最大貢獻。在這里想起金一南將軍的一篇文章：《美軍還能打勝仗嗎？》有人說，軍人的最大奉獻是犧牲，是血灑疆場。金將軍說：不完全對。犧牲是軍人最大的付出，但不是軍人最大的奉獻，軍人最大的奉獻是勝利。國家養育軍人不是讓你到關鍵時刻一死了之，對于軍人來講，勝利永遠不可替代，軍人為戰而生，但不是用死亡體現忠誠。任正非非常推崇這篇文章，他給全體員工轉發此文并加了按語：“軍人的責任是勝利，犧牲只是一種精神。華為的員工不只是擁有奮斗精神，更要把這種精神落實到腳踏實地的學習與技能提升上，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出效率與效益來。”
以上各四個主義，分為“要”與“不要”二類，其各自類中其實是或一脈相承、或“臭”味相投的。例如關系主義，一定是以利己為出發點，內涵上具有功利性，在效果上則不可能行穩致遠，與長期主義背道而馳。而專業主義必然精益求精至完美，一定走長線可持續，也自然是利己美人濟天下。青聯有句話，把“有意思”的事情干成“有意義”，把“有意義”的事情干得“有意思”。這句話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義。還有一句話說，開心與幸福的差異：幸福就是有意義的開心！的確，開心是心理與生理的自然反應，而幸福則是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升華。從這一角度而言，完美主義，就是在專業基礎上持之以恒一以貫之實現的美美與共，這便是人間值得、人生幸福。
在此引述一下專家的研究成果：美國心理學會前主席馬丁·塞利格曼在《真實的幸福》一書中說：幸福感有三項要素構成：快樂、投入和意義。三項要素中，快樂帶來的幸福感最為短暫；有太多的人以擁有快樂為生活的目的，但是對于幸福感而言，投入和意義卻遠比快樂更重要。
十一
最高人民法院有位法官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寫到：真正的信仰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一種深刻持久的存在感、一種發自內心的引領，是信仰賦予實體以靈魂，而不是相反。信仰看似無形，卻往往與某種東西捆在一起，比如意義感、責任感和使命感，超越相對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越是危難越顯成色，越是久遠越放光芒。
我一開始說到的學者施展，在他的《破繭》這本書中，分析了美國力量的源泉，這是一種清教精神。作者分析到：清教有著強烈的猶太創世論倫理品性。創世是“無中生有”，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現了，不需要依賴任何材料或條件，完全是從“無”當中創造出“萬有”。“無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須是無條件的。如果你認為信仰還要有個條件，不滿足那個條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個條件，然而，根本就沒有什么獨立于上帝之外的所謂“條件”。一個人信仰上帝并不是因為信仰上帝有好處，而是因為信仰上帝是對的。為什么信仰上帝是對的呢？因為上帝是一切意義的來源。如果沒有好處你就不信上帝，那只不過證明你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個好處。
林語堂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得意時信儒，失意時信道，絕望時信佛，信仰隨時可變，本質就是沒有信仰。《打勝仗》這本書則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信仰就是力量的案例：華為持續選擇、持續相信、持續行動，于是持續打勝仗，這種線性的螺旋式循環，鍛造了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和擴張力。因信而聚，因信奮斗，因信打勝仗。華為人驕傲地說：坐而論道，起而奮斗；一邊吹牛，一邊戰斗。凡吹過的牛都實現了，這不是理想又是什么呢？
基于信仰、信念、信任，基于相信、堅信、自信，我們就一定會矢志不渝，接續奮斗，創造未來。而且，長盛不衰，歷久彌新。1947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率”。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當年毛澤東同志給出的第一個答案。今天總書記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我的理解，發揚民主和自我革命，彼此聯系并相互融通，內外兼修以持續賦能，以發揚民主來推進自我革命，而革命自我必然引領民主發揚，以此作為“跳出興亡周期率”的兩翼，引擎般動力推進，興而不亡，更加輝煌。
一個組織，無論大小、不分新老，皆應如此。我們的管理者們，不能高高在上、自以為是、頤指氣使，而應該傾聽呼聲、提煉規律、完善制度。而我們的年輕人們，則應該不做指責者，勇當建議派；不當旁觀者，要做建設人。我們要強化“治理”，而不純是慣常的“管理”。管理更多體現的是“人治”，治理更側重于“法治”；管理更多由上而下表達，治理更強調上下互動；管理更多以命令方式傳遞，治理更傾向于共商共建；管理更多考慮管理者個人的感受，治理是體現參與人大家的體驗。
《易·系辭傳》云：“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的是，若出現問題遇到偏離，迅速回歸正途，不重復自己的錯誤，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不讓自己后悔。大吉大利，這是好的征兆。不遠復，應該成為我們的自省之法。杜牧《阿房宮賦》早就預言：“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無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此刻，北京冬奧會已經倒計時。奧運會口號曾經是“更快更高更強”，其實這是對自我能力的挑戰，也是與競爭對手的較量。而今天，我們強調的是“更團結”。成就你的偉大，是因為你的團隊伙伴，是因為你的競爭對手。高手歷來是英雄相惜，英雄一定是爭相輩出。我們要的是“群芳譜”，張的是“英雄榜”，百花齊放、千帆競發、萬馬奔騰，才是我們想要的未來。
我們每次年會，回顧與展望，不也正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如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主席所言：“我們的大會方針是什么呢？簡單講，一個是團結，一個是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正好有一句話這樣說：除了勝利，我們別無選擇！
恰似風華，從心綻放！讓我們一起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