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國浩律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合伙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呂紅兵律師今年1月26日在國浩上海辦公室年度工作總結大會上的講話。

此前三年的年會上，呂紅兵律師分別暢談了《我們的融合之道》、《我們的共享之道》、《我們應有的初心》。今年年會主題是“凝聚：凝心追夢，聚力奔跑”，應此主題，呂律師論說《我們的凝聚之道》。

呂紅兵律師從過去的不平凡和未來的不確定性說起，描述凝聚的“種種場景”，探討凝聚的“三重原由”，剖析組織凝聚力建設的“三項重點”，論述在此過程中應該處理好的“三個關系”，并強調貴在“知行合一”，進而努力追求“美美與共”的凝聚狀態。

我們的凝聚之道

去年年會余音尚未散盡，今年年會已經粉墨登場。于我而言，這一年短如準備兩篇年會講話的間隙。去年這個時候，在零下20多度的烏魯木齊，在門口就是刀郎歌中唱到的二路公共汽車停靠站的八樓賓館，準備年會發言稿的情形還歷歷在目。

幾乎所有人都說，201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的確，令人措手不及的“黑天鵝”撲面而來，身形肥碩的“灰犀牛”橫沖直撞。“大趨勢”轟然前行，“小趨勢”擇機迸發。毛主席早就有先見之明：“亂云飛渡”，“風吹浪打”。

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地球村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萬物互聯，休戚與共，誰也不能獨善其身。

不過還是總書記說得好：“我們過得很充實、走得很堅定。”正可謂，“亂云飛渡仍從容”；“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怎能充實、堅定？如何從容、信步？其實，要的是定力！

記得去年的年會上，我就是從灰犀牛說起，談到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應有的定力。

說到堅定、談到定力，是一定要以力量、重量、能量為基礎的，否則何來踏石留印？何能抓鐵有痕？

對一個組織而言，這種定力需要的是上上下下的共識，左左右右的協同，里里外外的滲透；需要的是這個組織本身的號召力和組織力；需要的是這個組織內在的凝聚力和外在的戰斗力！

一如于每一個辭舊迎新之際大家說的最多的是當下的寒冷、未來的不確定性，于是都在說，“抱團取暖”。總書記在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而鐵板一塊才穩，底盤厚重才穩。

說到這，大家應該明白，這正是今天我發言的核心詞：凝聚。這也就是今天我們年會的主題詞：“凝聚：凝心追夢，聚力奔跑！”

一

是什么？凝聚兩個字兒，大家也太熟悉了，但對一個組織而言，它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拿我們自己的不平凡的2018來說吧。

是國浩二十周年慶典時堅守240個月份以上的老人們手中獎盤的熠熠之光，也是優秀的后來人獲獎感言的字字鏗鏘。

是驚悉同事意外時管理者二話沒說千里飛赴日本的背影，還有告別儀式上大家眼中的淚水，逝去的傷痛更讓生者懂得彼此在一起的生命意義與生活滄桑。

是忽聞同事有難時我們的組織堅信良知從而面不改色、千方百計不懈應對的堅定，還有團隊成員的眾志成城、相助守望。

是籃球場上國浩美女拉拉隊的舞姿與節奏，她們與小伙子們頑強拼搏為國浩榮譽而戰的英雄主義相得益彰。

是風控中心的年輕人與戰斗在第一線的律師們一樣，都在為維護國浩的專業形象和市場聲譽挑燈夜戰，項目核查時辦公室閃爍的弱弱燈光。

是泰山論壇上律師們縱論民刑業務、馳騁內外市場的舌劍唇槍，彰顯著國浩人打造專業隊伍、塑造過硬本領的雄心壯志更加堅強。

是專業求助時，不厭其煩的娓娓道來；培訓分享時，干貨硬貨的和盤托出；修改文件時，處女座般的字斟句酌；揮灑法庭時，教科書式的守攻馳張。

是合伙人會議上的交“火”與交鋒，而一轉眼組成聯合艦隊在客戶面前的交心與交融，勝似“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的戰場。

是飛奔異地晚點數小時后于凌晨到達目的地時，給同伴報安的那一個字“落”或者“妥”，抑或項目途中頂風冒雪、不遠千里、行進在崎嶇路上時，手機傳來同事關切的“叮咚”聲響。

是每個月小食堂精美的生日蛋糕令人動心又可口，還有歡樂的HAPPY BIRTHDAY TO YOU響起時身后助興者的手舞足蹈正忙。

是不僅僅在驚濤駭浪、同仇敵愾之際方顯本色，而且還是體現在工作與生活中的每一個平常瞬間，正因為有如此這般的平平淡淡，才會在大風大浪中同舟共濟、同心同德的平安久長。

如“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如“易”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如“乾”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凝聚，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狀態；是一種心理活動，也是一種社會需求；是人之自然，也是群體屬性。

凝聚不必是空間上的親密無間，也不一定是時間上的分秒廝守。不僅是物理上的結構，更應有化學上的反應。是有距與無間的結合，是有時與無刻的統一，是優化的結構，是催化的反應。強調的是心的相通，講究的是志的相同，踐行的是道的相交，實現的是情的相融。

言及此，我們才真正讀懂王勃的“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時”；許渾的“唯應待明月，千里與君同”；蘇東坡的“但愿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二

為什么？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弱點，每個單體都很孤獨。

80年代初大學校園最流行的一本書可能就是戴爾·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至今我還記得作者對人的內心的分析，即每一個正規的人都有三個“我”。第一個我是“動物的我”。人到世上并不是騰云駕霧的天使，他由一個自私自利的寄生小動物進化而來。第二個我是“社會的我”。因此不能不合群，要組織社會，馴化動物的我，方能使人類有秩序的生活而繼續不絕的存在。第三個我是“個人的我”。這是心靈的產物，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所得到的生活的經驗各不相同，所以對于安全和快樂的觀念也各有自己的特性。

哲學家常說，孤獨是人的一種境界。你我諸多凡人也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其實并不盡然。

歷史學者楊念群寫過一本書，《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郁悶》，其中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了孤獨。他寫道：“古往今來真正孤獨的心緒和感受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凡事叫嚷著要承受孤獨的人往往要為之付出慘重的代價。”美國學者姜菲德在其所著《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中披露，宋代詩詞和繪畫中包含著大量的隱喻，這些隱喻的表達大多以孤獨的面目出現，卻最終仍指向心目中向往的朝廷，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回歸政治軌道而有所作為。范仲淹那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于此就有了新解。而早一些時候杜甫詩句中頻繁出現的“鴻雁”，也常常表達孤獨的寓意，實際上飛行的鴻雁代表朝廷的秩序，“平沙落雁”則預示著被朝廷拋棄的命運。而其“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的詩句，表現出流落江湖、遠離朝廷時的內心焦慮。蘇東坡被流放南方時，也有“雁沒失東嶺”的句子，無疑也在申訴蒙冤不平的心緒。

為什么？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弱小的，時時事事總是能力不及。

《呂氏春秋》之《恃君覽》中有一段話：“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其群，而人備可完矣！”

“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正是如此，一語中的！

從我們做法律服務工作的角度說，就毎一個律師而言，知識有限，技能不全，不能包醫百病、包打天下。我們不可能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貫通古今學遍東西。我們有限的知識和能力，決定了我們提供服務的供給端相對于強大的需求端而言，是弱小的、不全面的、不足夠的。

總書記在此前剛剛結束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盡快建成覆蓋全業務、全時空的法律服務網絡。”作為一家具有影響力的律師事務所，我們義不容辭，必須有所作為、作出貢獻。提升我們作為一個專業服務機構供給能力的最佳選擇就是讓每一個體服務的精專與整體服務的全面相融合，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體凝聚成強大而全面的整體，使得個體的專業有序鑲嵌入組織整體的架構中，于是，組織便富有影響力與戰斗力。在此語景下，每個人以組織為榮耀，組織因每個人而強大。

去年發生的孟晚舟事件，讓我們對華為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任正非說的很多話，或者說任正非語錄吧，細細品味，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倡導“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拼死相救的精神”，進而說：“求助沒什么不光彩的，做不好事才不光彩，積極主動有效的進行求助，是調動資源、利用資源、實現目標的動力。積極有效無私的支援，是低成本實現目標的最優管理。使資源充分發揮效能，需要文化氛圍來啟發人們共同奮斗的信念。”

小時候看《三國演義》《水滸傳》時，同伴們總是爭辯書中好漢誰的武藝最高強。以本人之見，《三國演義》中首推還是呂布，其中虎牢關“三英戰呂布”可謂經典之戰，也正是劉關張凝心協力、聚為一體，方使得呂布不敢怠慢，虛晃一戟，落敗而去。

去成都武侯祠，總是要去一下隔壁的三義廟。廟里供奉有劉關張，兩側有楹聯曰：“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猶同伴；合義合，戰義戰，自昔銘勛匪異人。”令人嘆服！另有一聯道：“異姓勝同胞，應不數曹氏昆季；丹心昭白日，能再延漢室河山。”更具意味！

為什么？因為我們要走的路，很遠、很長。

獨行者快，共行者遠。一方面，道路本身，艱辛異常，如楊萬里言，“正入萬山圈子里，一山放過一山攔。”另一方面，行路的環境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像蘇東坡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而且還有，挑戰一個接著一個，如鐵人三項比賽，先是1.5公里游泳，然后就是40公里自行車賽，之后還有10公里長跑，一項比賽的終點就是下一場比賽的起點。更重要的在于，我們應對危局和戰勝困難的能力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行路的過程，是學習的過程，也是成長的過程。不斷校正前進的方向，始終完善行走的能力，于是我們的目標就會更明確，我們行路的步子就會更堅定。

《瓦爾登湖》是一本暢銷書，作者亨利·梭羅寫道：“如果一個人與他的同伴步伐不合，那也許是聽到了一個不同的鼓聲，不管這是怎樣的鼓聲，來自多么遙遠的地方，它都會隨著音樂聲前行。”

學者徐賁在他的《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中，對亨利·梭羅這句話有一個解讀。他說梭羅是一個聽自己良心鼓聲行進的人，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是一個寂寞的人，他的書打動一些與他一樣在心底深處寂寞的讀者，但他的良心鼓聲卻并不能喚起他們與他一起前行。連他的一個朋友都說：“我愛亨利，但無法喜歡他，我絕不會想到挽著他的手臂，正如我絕不會想去挽著一棵榆樹的樹枝一樣。”

徐賁繼續說：“我們要傾聽的是另一種良心鼓聲，一種能讓我們與他人同行的良心鼓聲，這個鼓聲來自每個人的內心，但它并不孤獨寂寞，因為我們能夠相互聽到來自他人的心靈回響。回聲一旦響起，你會感覺到這是朝你而來。這個回聲來自人們在社會中為共同的善而不斷進行的心智交流……”

東晉葛洪的《抱樸子·博喻》說得好：“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這句話也是總書記的用典。用今天的白話就是說：心心相印者，是一定會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看你的！

有一首詩叫做“沒有誰是一座孤島”，這是十七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的作品。

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在大海里獨踞；

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

連接成整個陸地。

如果有一塊泥土被海水沖刷，

歐洲就會失去一角，

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一座莊園，

無論是你的還是你朋友的。

無論誰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里。

因此，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喪鐘為你而鳴。

中國成語簡明扼要，對這首詩加個注腳就是：休戚相關，榮辱與共！

三

一個組織的凝聚，要正視并尊重個體的利益，這是凝聚力建設的基礎。

我們剛剛紀念好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大家都在思考，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此成功？其實一個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億萬人民群眾支持改革開放。新華社有一篇文章這樣分析：

馬克思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改革開放擘畫的歷史長卷里，最大受益者是億萬人民。承認個人利益，尊重個人利益，保護個人利益，發展個人利益。從歷史中來，向著未來去，中國共產黨人重新思考“利益”命題，找到了一把啟動“騰飛引擎”的鑰匙。

學者熊培云在他“國界與自由”的演講中，講過一個“兩個毛主義”的故事。一個是墨子之“毛”。墨子講究勤苦，為天下人奉獻，希望自己和門徒都能像大禹治水一樣，“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另一個是楊朱之“毛”。用孟子的話說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當然這里的“毛”只是一種比喻，它可以拓展到一個腳趾、一條腿、四肢，乃至整個生命。作者評析說，墨子有點像“左派”，追求社會公正，主張奉獻，走到極端就是讓個人為天下奉獻犧牲。楊朱則相反，像個“右派”，以個體利益為本位，自由優先，只顧自己，走到極端則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犧牲天下的一切。

墨子之“毛”和楊朱之“毛”看似彼此對立、南轅北轍，實則可以成為兩條互補的“底線”。墨子的深刻之處在于提出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楊朱的獨到之點卻是強調了個人的權利與尊嚴。墨子當以楊朱為底線，兼愛天下而不強迫天下；楊朱則應以墨子為底線，自私自利但不失社會責任。

讓我們再學習一下華為。以任正非的觀點，在華為，在集體主義中的個人主義是允許的，因為每個人都有差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個人主義是為了這個集體，使整體隊伍五彩繽紛，在競爭中團結，在團結中競爭。于是任正非說：我們對所有的新員工以同樣的標準來要求，從一開始就培育團結合作、群體奮斗的精神，從而推動實現集體奮斗的宗旨。有了這種集體奮斗的土壤，個性的種子才能長成好的莊稼。

在實踐中，華為公司對領導者倡導“讓屬下成為英雄，讓自己成為領袖”，既重視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也支持有個人成就感的人；既要把社會責任感強烈的人培養成領袖，又要把個人成就感強烈的人培養成英雄。

我一直給我們的合伙人說，大家的職責就是拓市場、做業務、控風險、帶隊伍、謀發展。其中帶隊伍乃重中之重，在帶隊伍的過程中，要讓自己成為“領袖”，要讓團隊成員們成為“英雄”。

有人說，離開了人，一切發展都將失去意義。推動人的發展，激發人的力量，尊重人的價值，前提是正視并尊重人的利益。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必將進一步打開每一個人的生活空間、成長空間、發展空間、精神空間、夢想空間。對一個組織而言，亦然！

一個組織的凝聚，要重視并發揮有效的制度，這是凝聚力建設的保障。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實，德治和法治并不應對立，而是相輔相成。故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當然貫穿于法之中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西漢年代的《淮南子》一書中就有“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之說。

對一個組織而言，要建立并完善推進凝聚的規章制度。當然這個制度必須尊重人性，正視利益，合乎道德，方能為人尊重，方能為人遵守，方能通“行”。拿我們自己的制度來說，以分配制度為例，我們采取的是“二次分配”原則。第一次分配強調的是效率，體現的是能力；第二次分配突出的是公平，提倡的是和諧。沒有第一次分配的效率，我們的蛋糕便做不大，共同利益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沒有第二次分配的公平，我們的蛋糕就切不勻，僅靠每個人單槍匹馬無法使得我們的事業可持續。同時在我們的第二次分配中，超級合伙人的利益有“天花板”以封頂，而“溢出利益”則由全體合伙人共享，充分體現以大扶小、以強帶弱、凝心聚力、共同發展的思考和理念。

再如我們的業務合作制度。我們不僅是鼓勵，甚至要求每個合伙人的業務分工，致力于每個合伙人在某一項業務上的專注并精深。而針對客戶提出的多樣化需求，則通過辦公室間、合伙人團隊間、律師間合作的形式來提供全方位服務，而且這種合作在內部又有業務分配和利潤分配的規則予以遵循。上海辦公室每年年會上推出的表彰項目，其中就專設一項最佳業務合作獎。

凝聚力建設離不開“螺絲釘”，少不了“工蜂”，缺不了“雷鋒”，需要有前赴后繼的“無名英雄”。我們要從制度上保障其利益，維護其權利，關注其成長，解決其困難，引領其發展，如總書記最近說過的一句話：安身、安心、安業。

任正非就有一個“螢火蟲”論：華為的光輝是由數千微小的螢火蟲點燃的，螢火蟲拼命發光的時候，并不考慮別人是否看清了他的臉，光是否是他發出的。沒有人的時候他們仍在發光，保持了華為的光輝和品牌，默默無聞毫不計較。任正非于是感言：“他們已在創造歷史、華為的光輝歷史，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他們。”

我們的各項制度雖不盡完善，但基于一定的思考，絕非突發奇想，也非單兵突進，而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自成體系，意在并力行充分反映、引領、推進并保障凝聚與共享的組織文化和核心價值觀。

一個組織的凝聚，要形成并貫徹愿景，這是凝聚力建設的要義。

“愿”者心愿也，“景”者景象也。“愿景”乃是我們希望看到、期待實現的我們未來的樣子。

從主體角度分析，這個未來的樣子應該是領導者和組織成員一起描繪出來的，共同形成、一起努力、聯手造就、共建共享。其主體應該是“我們”、“咱們”，而不是“你”、“我”、“他”。

從內容上而言，這個未來的樣子就是一種發展預期，是將來的景象，而且是美好的、讓組織成員具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這是一個組織行為的目標和方向、旗幟與道路。

從效力上來說，這個愿景具有規范、引領、激勵成員行為的效果，可以激發每一個人的潛能，提升每一個人的奉獻感，使每一個人竭盡全力為這個未來的樣子不懈努力。

從過程角度理解，愿景的形成和實現不能僅僅依靠一個人，既不能一花獨放、一枝獨秀，也不應該只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而應該是真正的如毛主席所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由組織中的絕大多數的成員，求大同存小異，形成共識并凝煉而成，于是成為共同的行為準則乃至生活習慣。

對此，彼得·圣吉十年前寫的《第五項修煉》這本書值得一讀。該書認為，學習型組織的關鍵在于匯聚五項修煉或技能，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團體學習、系統思考。

作者指出，共同愿景會喚起人們的希望，特別是內生的共同愿景。工作變成是在追求一項蘊含在組織的產品或服務之中、比工作本身更高的目的，這種更高的目的深植于組織的文化或行事作風之中，它使組織跳出庸俗、產生火花。事實上，組織成員所共有的目的、愿景與價值觀，是構成共識的基礎。

心理學家馬斯洛晚年從事于杰出組織的研究，發現它們最顯著的特征是具有共同愿景與目的。馬斯洛注意到，在特別出色的組織里，任務與本身已無法分開；或者說，當個人強烈認同這個任務時，定義這個人真正的自我，必須將他的任務包含在內。 共同愿景會激發出勇氣，這勇氣會大到令自己都吃驚的程度。

書中，彼得·圣吉分析了奉獻、投入、遵從之間的區別：“投入是一種選擇成為某個事物一部分的過程”，“奉獻是形容一種境界，不僅只是投入，而且心中覺得必須為愿景的實現負完全責任”，進而認為沒有共同愿景的組織往往只會導致員工對上級、對組織的被動式的遵從，而決不會對組織有真誠奉獻。

如果說愿景是人生大方向，那么規劃與戰略就應該是進程小目標。

說到這里，再說一本關于我們律師自己的書。八年前，牛津大學教授理查德·薩斯坎德寫過一本《法律人的明天會怎樣？》的小冊子。書中寫道：“法律市場正處于史無前例的變動之中。未來20年間律師的工作方式將急劇轉變，提供法律服務的全新方式會浮現，新的服務提供者將進入市場，法院的運作方式也會改變。若無法適應，那么很多傳統的法律服務機構必將被淘汰出局。”

作者相信：變革主要有三股力量來驅動，“事多錢少”、職業泛化、信息技術。盡管如此，作者仍發現大多數傳統律所依然止步不前，因為他們大多都忙于服務客戶和完成業績指標，無暇顧及自身變革——要給飛馳中的車換胎，困難可想而知。

作者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資深合伙人們關心長遠嗎？”他自答到：“他們更像是經理人，而不是領袖，因為他們更關注短期盈利能力，而不是長期興亡。換句話說，資深合伙人是時候深入反思一下了，他們留給接班人們的遺產能更慷慨些嗎？”

作者最后說了一個“電鉆還是小孔”的故事。世界上電動工具的領軍制造商之一的公司，對他們的新管理人員進行培訓，大屏幕上展示了一張幻燈片，是一個閃閃發光的電鉆。培訓師問這些新人，這是不是他們公司賣的產品？大家開始會覺得有些驚訝，不過很快就一起鼓足勇氣說：這確實是我們公司賣的產品。不過培訓師會轉到下一張幻燈片，顯示一塊木板上有個精心鉆好的小孔。培訓師說：這才是我們客戶想要的！你們作為新管理者的工作，是永遠去找更有創造力、想象力、競爭力的方法來滿足客戶所需。

作者繼續說：“二十年來我不停地問律師們，法律服務那面墻上的'小孔'是什么？”其中最好的回答之一來自畢馬威：“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把我們的知識變成對客戶有益的價值！”

2018年是國浩律師事務所成立20周年，在隆重歡慶的同時，我們還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制定國浩第五個五年規劃，即“五五規劃”。這個規劃要彰顯我們的愿景，體現我們的價值觀、戰略觀，為我們下一個五年乃至十年、二十年的發展提供遵循、指明方向。遺憾的是，我們有的辦公室、有些管理合伙人對此缺少足夠的認識，表現在行動上也有遲緩和懈怠。我想還是用理查德·薩斯坎德的話來說明它的重要性吧。

“你不可能會拿到一份完整的戰略文檔，因為它會被當做最高機密來保護，但是你可能會拿到一份經過刪減的摘要。在這個文件中應該能打開看出，該所對于比如五年后應處于何種地位的雄心，以及為達到此目的需要實現哪些重要變革；文件還應該指出律所主要的目標市場，以及在這些市場中如何參與競爭；你還應該尋到該律所核心價值和主導文化的說明。該戰略導向整體上應該是可實現的，你要感覺能被其說服。如果包含上述要點的戰略文件不存在，那么這家律所并沒有為未來做好明智準備，因此也不是一家能為未來律師提供堅實基礎的律所。”

四

凝聚，說到底就是人與人、人與組織之間的一種關系，團結一致、志同道合、勠力同心、攜手向前。與此間，作為一個個體，應該處理好三個關系，即與自己、與他人、與組織。

先說與自己。在古希臘一座智慧神廟的大門上，寫著這樣一句箴言：“認識你自己”。古希臘人把它奉為神諭，這是最高智慧的象征。

同樣，中國古典文獻對“自知”的論述也有許多“金句”。

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呂氏春秋》“自知篇”說得更直接：“敗莫敗于不自知。”

《論語》中有個故事，孔子之問。“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這正是子貢的自知之明，這正是子貢的智慧。

我一直給我們的年輕律師說，大家既非“才高八斗”，也非“傾國傾城”；既不是“建林之子”，也不是“馬云之妺”；無才可恃，無顏以當；無爹可拼，無錢可燒。因此，只有扎扎實實、腳踏實地，做好本職工作。如果動不動對客戶，“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時不時對職業，“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那么，肯定就是一事無成，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

老子提出一個觀點：“洼則盈”，就是告誡世人要“戒盈”，不要以為自己完美無缺，也不要一味地追求十全十美，只有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才能不斷進步。

我們的事業發展，是不允許所謂“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行其道的。在這里，大家可以學習一下魯迅的思想。歷來大家公認，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剖析是異常深刻的。1926年魯迅受林語堂之邀，前往集美學校做了一個演講。他說：

“聰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屬于傻子的。因為他們想來想去，終于什么也做不成，他們過于思慮個人的利益，過于計較個人的得失，他們想著，想著，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會、別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徹底、不真誠、不負責，以至于敗事而無所成就。你們看看，當今的聰明人是不是這樣？他們是專門為自己打算盤的所謂‘聰明人’，這種‘聰明人’是絕對做不出有利于人民的事業的。”

魯迅的結論就是：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后是屬于傻子的。他們有堅強的魄力，有勤勞的德性，世界的一切，都是從他們的勞動中創造出來的。

1929年魯迅在北京第二師范學院也有一次演講。他說：“有一種人專門犧牲他人以滿足自己，他是一個各種主義者，要用人幫忙的時候便高唱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要爭奪利益的時候便又高唱達爾文的適者生存。”

上述是魯迅從“國”的高度談“傻子”，任正非倒是從“司”的角度也說“傻子”。任正非認為，能留住人的激勵機制幾乎不存在，能做的或許就是將價值觀區分開來，留住那些與華為志同道和的人。

華為將員工按價值觀分成三類。按任正非的觀點，第一類是最聰明、最優秀的人，認為自己的個體價值很高，可以投身到另外的領域；第二類是很聰明、能力也很強的員工，他們認為外面的公司能夠有更大的平臺，于是華為也擋不住這類人的流失；第三類則是華為早期留下來的員工，任正非說，他們都是“傻子”，不傻怎么會留下來呢，畢竟華為是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當然這些員工也慢慢地取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相信華為，所以走到現在。這些人就是和華為志同道合的人，留住他們，就是留住了未來。

微信之父張小龍異曲同工地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笨”。“作為產品經理，帶領一個團隊做出10億級產品是很驕傲的事情”；“但是讓產品成為一種價值觀，讓產品有靈魂，讓團隊有很強的共同的認知，造出一個內在一致的產品，才是非常有價值的”；“很多時候，笨并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選擇不運用智力——如果你懂這句話，就知道：笨是一種人品。”

諸葛亮寫過一篇名著《知人性》，列舉四種表里不一者，并論述七種考察識人的方法。

“夫知人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改造我們的學習》，其中對主觀主義作了描述，“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并且用一副對子替這種人畫像：“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給“自我主義”畫個像：自以為是，自鳴得意；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自命不凡，自滿自足；自高自大，自拉自唱；自作聰明，自作主張……而與此同時，以鄰為壑，以人為獄，以友為敵……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對成績，主觀主義；對問題，客觀主義；對個體，樂觀主義；對集體，悲觀主義……甚至于，玩弄于他人矛與盾的間隙，游走在制度白與灰的邊界，得益自管理嚴與寬的漸進，揣摩著別人實與虛的動態……這些，都是一個組織凝聚力工程建設的“短板”與“矮處”、“盲點”與“漏洞”，不得不防之、清之，不得不增強、?足。

熊培云《這個社會會好嗎？》書中“自由在高處”一文讀來頗受啟發。

他說他常用一個題目考大家：請挪動其中一個數字，0、1或者2，使101-102等于1這個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動其中一個數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數字對調。更多的人是左右挪動，而如果能夠總攬全局，讓每個數字都東奔西突活躍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很快能夠找到答案。他說，我們常常陷于一種橫向的思維，一種左右的思維之中，而是很少有一種向上的維度。世界就像一個廣場，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處張望，你是很難找到自己方向的。

再說與他人。《道德經》有句話說得好：“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方”，是說做事一定要遵守規則或規矩，但也要通人性和人情。“圓”，則是說做人要寬容忍讓、圓通融通，但絕非世俗小人的圓滑世故、八面討好、左右逢源的丑陋心態。于是，我們既不要隨波逐流、隨風搖擺，也不要咄咄逼人、強加于人。

大家知道山本耀司這個名字嗎？日本著名服裝設計師。他有一句話頗有哲理：“自己”這個東西是看不見的，撞上一些別的什么，反彈回來，才會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強的東西、可怕的東西、水準很高的東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這才是自我。

《道德經》還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江河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我們每個人，尤其是年輕人，不憚于處于“眾人之所惡”的地方和崗位，低調做人，扎實干事，吃苦耐勞，磨練自己，成就自我。

如司馬遷所云：“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白鹿原》這部小說原著我看了兩遍，電影倒是沒來得及看，電視劇先是在半夜瞄兩眼，后來乘東方航空，總是邊吃飯邊看一集，慢慢的終于看完了。這部小說陳忠實寫得好，電視劇張嘉譯、何冰演得也好。我的理解，《白鹿原》深刻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狀態和未來走向。主人公白嘉軒身上，前面寫著中國人、心里刻著中國文化。

學者周濂在他《正義的可能》一書中也表達了與我差不多的這個觀點。他說，那天去看了這部電影后，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對于黑娃、田小娥這些20年前讓他血脈僨張、眼紅心熱的角色通通無感，反倒是白嘉軒、鹿三這兩個古板硬氣到冥頑不化的老家伙，叫他感懷不已？是因為在他們的眉宇間總能找到“堂堂正正、至尊正派”這八個大字。

周濂繼續寫道：非儒家傳統的西方人同樣推崇并且能夠培育出正派的品格，他舉了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的例子。米歇爾有一次在美國總統競選造勢大會上演講說：“我們不嫉妒其他人的成功，也不在意其他人是否比我們擁有更多。我們學會了做自尊正派的人，努力工作遠比掙錢多少重要，幫助別人比自己掙錢更有意義。”

我們知道，華為強調“狼性文化”。任正非就說，企業就是要發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斗。同時任正非把“狼狽為奸”這個貶義成語從管理學上賦予了新意和褒義：要形成狼狽組合，就要有富于進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計的狽，真正實現前線市場員工的狼性和后方支援員工的狽性之間的互補，堅決反對員工狂妄自大、自命清高、剛愎自用、不合流的思想和行為。

又說與組織。去年國家憲法日，同一個時刻，千百個城市，數萬名律師，面對國旗，手扶憲法，莊嚴宣誓，如此蔚為壯觀的場景昭示的是中國律師的堅定信念。同樣，每一個暑期，來自國浩近三十個辦公室的新人們，都不遠千里、匯集一地、濟濟一堂，搞一次團建活動，過一次組織生活。

我經常跟我們的年輕律師講，為什么要宣誓，為什么要團建？孔子說過，“不知禮，無以立也”；孟子又說，“敬畏之心，禮之端也”。這個禮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個禮節，是個禮儀，通過這個禮節與禮儀，提升我們對這份職業、這個專業、這一組織、這種文化的敬重與敬畏之心！

這只是我們凝聚力工程的第一步、重要一步。我們要通過我們持之以恒、堅持不懈的工作，讓我們的新人、我們的每一名員工，都融入這樣一個組織、這樣一個集體，成為這個組織與集體的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道德經》說的好：“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葛榮晉寫了一本書叫《道學二十講》，其中一講特別詮釋了道學與管理的關系。他認為，“侮之”是低層次的管理，一般都是“草商”所為，既不懂以法治人，也不懂以德感人；既不能任人唯賢，也不懂科學決策。而“畏之”的管理則提高了一層，不過管理者傲視群雄，被管理者唯命是從，大多是“法商”之所為。很顯然，“親之譽之”的管理又上了一個大大的臺階。如論語所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說的就是如此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該等管理者被稱為“儒商”。“不知有之”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乃“道商”所為。老子自己就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也可謂孔子所言：“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彼得·圣吉就非常推崇老子的管理境界思想，他在《第五項修煉》一書中引述了道德經的內容，并評價道：老子說不好的領導者會被人們瞧不起，好的領導者會贏得人們的稱頌，偉大的領導者會讓大家在事情完成時說，是我們自己完成這件事的。

這就是“不知有之”的境界，如同杜甫詩言，“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在此過程中，“責任”與“熱愛”兩個詞非常重要。去年年底我們又安排了北大英才培訓班。蘇力教授再一次給學員們講了課。蘇力寫過一本書叫《走不出的風景》，他說找工作說是雙向自由選擇，但地球人都知道你既沒太多自由也沒很多選擇，更大程度上是在進入一個格式化的社會，是求職。社會一點也不小資，他最多也就聽聽卻不在乎你的感受和自尊，不會遷就你，你要與之兼容而不是相反。記住在社會職業以及家庭中，責任永遠高于熱愛。當然蘇力同時也說，要發現你的熱愛。

我一直也有個感受：因為責任，所以熱愛。責任會誘發熱愛，并使熱愛一發不可收拾；而熱愛本身又平添了更多的責任感。兩者交織，相互促進，彼此融合，使得追求卓越成為一種習慣。還是稻盛和夫說的好：“要想度過一個充實的人生，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另一種是讓自己喜歡上工作。”蘇格拉底也說：“快樂就是這樣，它往往在你為著一個目標努力工作時，就突然地到來了。”

五

為什么我們總是強調凝聚，因為凝聚不僅重要，而且知易行難。猶如想當年林語堂所言，中華民族的民族德性中缺乏公共意識。

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林語堂說：“吾們常把中華民族加以檢討，而描繪出他們的民族德性，則可以舉出下列種種特征：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滑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簡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并十五為好色。而上述所謂德性中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質，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怯弱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稱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于民族為美德，對于個人則為缺點。”

他進而分析：“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我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

至于“公共精神的缺乏”，林語堂自有見地：“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辭，公共意識一辭亦然，社會服務一辭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中國人也玩玩種種游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游戲競技大率系屬于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中國人喜歡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喜歡Bridge一類的牌戲。中國人常喜搓麻雀，固已久著盛名，麻雀即近似撲克，非似Bridge。從這個麻雀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林語堂描繪的，是八十年前中國國民的景象，不過缺乏公共精神對于許多人而言倒是前赴后繼，這些文字今日聽來仍令人深思。

既知如此，我們更身體力行，知行合一。說到這里，我們一定要好好領悟“知行合一”四個字。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知行合一”一詞是非常多的。而且，他還引用過荀子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以及王夫之的“知行相資以為用”等名言。

梁啟超點校的《傳習錄集評》值得細讀。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后來說“致良知”。梁啟超認為，王陽明這樣“像是變更口號，但內容原只是一樣”。對于“致良知”，王陽明把它編成幾句口訣，即有名的“四句教”，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南京師范大學酈波教授在其《五百年來王陽明》一書中對此有個解讀，有助于我們的理解。“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是世界觀，“有善有惡是意之動”是人生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價值觀，“為善去惡是格物”是方法論。從世界觀、人生觀到價值觀、方法論，王陽明的思想是一個龐大、嚴謹的完善體系，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稱之為五百年來影響人類文明的思想體系和哲學體系。

其實王陽明還有一句通俗易懂的名言，“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王陽明認為，良知唯一的仇敵是功利主義，不把這個病根拔去，一切學問無從做起。那么，王陽明所不認同的功利是什么呢？梁啟超分析，“是各個人自私自利——以自己利益為本位的那種念頭”，例如財貨欲、權勢欲、虛榮欲。“凡做一事、發一念，其動機是否出于自私自利，即善惡之唯一標準。”

如何才能“致良知”？王陽明以為最要緊的是“立志”。如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王陽明在龍場“示諸生教條四章，首即立志。”

梁啟超繼續研究，“志是志個什么呢？”王陽明說，要志在“必為圣人”。梁啟超坦承，“這些話不知現代青年們聽了怎么樣，我想不是冷笑著以為迂而無用，便是驚駭者以為高不可攀。”其實并非如此！

王陽明有言：“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圣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

梁啟超認為：“這番話可謂妙語解頤。圣人中可以分出等第，有大圣人，小圣人，第一等，第二等圣人，乃至第九十九等圣人，而其為圣人則一。我們縱使夠不上做一萬斤重的一等圣人，至少也可以做一兩重，一錢重，一分重乃至一厘重的第九十九等圣人。做一厘重的九十九等圣人，比諸一萬斤重的一等凡人或壞人，其品格卻是可貴。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必要如此方解得通，否則成為大妄語了。”

同樣，在我們的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縱是再“大”，亦不應頤指氣使，目中無人，對身邊的同事尤其是“小”律師、“小”秘書們，也應該給予尊重與關愛，否則不就是“分兩”足足，“成色”全無？不消說是“大圣人”，連“小圣人”也不是。而我們的年輕人們，包括“小”律師、“小”秘書們，更應做好本職，扎實服務，修煉品格，雖“才力”尚有不及，卻秉持“天理”公心，從而成為一個個“小圣人”，與“大圣人”平起平坐，和諧共處，歡聚在一起，擰成一股繩。正如清代袁枚那首小詩：“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所謂“志同”，既有志向一致，更有志氣相投。每一個人，都能讓優秀自我、“必為圣人”成為自己的追求，并在追求之中使之成為自己的習慣、進而成為整個組織的習慣。

六

凝聚應該是一種“美美與共”的狀態。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字面的意思是說，選擇住處要選有人德處。其實不管擇居，抑或擇業，還是擇友，都要有人德才行。從這一角度，“里仁為美”，是對組織凝聚的恰如其分的詮釋。

我一直給大家說，要多讀《論語》。這本書是政治學經典，也是哲學集大成，又是文學之大作。我有一位朋友著名導演胡玫女士，《康熙王朝》、《漢武大帝》都是她的代表作，拍過電視劇《孔子》，周潤發演的，其中諸多精彩情節取材于《論語》。

孔子和他的學生們，就是一群志同道合者，從而成為能夠且始終凝聚在一起的謙謙君子，“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他們各有所長，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的“德行”；宰我、子貢的“言語”；冉有、季路的“政事”；子游、子夏的“文學”。當季康子問“可使從政也與”時，孔子如數家珍：“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

上海有位教授鮑鵬山寫過一本《寂寞圣哲》的書，其中有篇文章“仲尼弟子·昨夜星辰”，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孔子弟子們的光輝形象。

“這些都是一些極有思想、極有個性、極有血性的人。他們思慮深刻，情感豐富，個個生龍活虎，志向遠大。他們無一絲小兒女態，無一絲求田問舍之想。他們顛沛為天下，在苦難中表現他們的風流，在艱苦中顯露他們的卓絕。他們并不完美，但他們追求完美，正如他們生活在充滿缺憾的時代，卻又堅定不移的追求理想的世界。他們并不崇高，但他們絕不否定崇高，而是以此懸的，作為自己人生磨礪的旨歸……”

文章特別點評了子路：“《論語》中若無子路，就如同《水滸》中沒有了李逵。”子路是仲由的字，仲由又字季路，魯國卞人，就是我們老家泗水縣的泉林卞橋人，被譽為“孔門十哲之一”，子曰的“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便夸的是他！

羅振宇的跨年演講大家都關注到了，他說到了“巴菲特的一個提醒”：“沒有一個人可以靠做空自己的祖國成功。”不管這句話是不是巴菲特真的講過，但羅振宇后面的分析很有道理：“他為什么這么說？這不是在講什么愛國主義，而是說每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在分享一個共同體的紅利。”

共建共同體的“股本”，共享共同體的“紅利”，這應該就是凝聚的本質意義，如一開始我們說到的：“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

羅振宇的演講也提到了黃崢——拼多多的創始人。拼多多是什么呢？黃崢自己是這么說的：“拼多多是人的邏輯。”什么意思呢？是一種信任。這種信任是什么？是一種熟人之間的非常直接的感知和判斷。這個感知和判斷，勝過千萬條數據。而且，它更大的妙用是，人和人的感知一旦疊加，會形成一股漩渦般強大的力量，不斷地卷入更多的人、更多的外部資源，推動一個東西飛速旋轉，羅振宇稱它為“信用飛輪”。他說他講這個信用飛輪的邏輯，只想證明一點：這個世界絕不會只變成機器的世界、算法的世界、代碼的世界。這個世界在很多場景下，完全呈現為一個人推動人的世界。

新華字典說：拼，從“手”，從“并”，本意是兩手擊拍，引申為合并。現在有兩個意思，一是合在一起，二是不顧一切地干。

有這么一首歌，但凡中國人總能哼兩句：“愛拼才會贏！”其中的“拼”，今天在這里，我取其新華字典里的第一個含義。于是我們最后說：

拼，才能多多！

愛拼，才會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