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近幾年來一直在零零碎碎地讀些歷史，感覺歷史中間自然蘊藏著它不可言說的力量。但是貿然讀史，總有一種無從下嘴的感覺：讀歷史時我們到底需要關注什么？我們能夠從哪些角度來觀察歷史？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學習什么？

正當筆者在歷史的迷宮前茫然不知所措時，錢穆先生適時出現，像一個導游，用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把自漢代至清代的政治制度梳理了一遍，從政府組織、選舉制度、經濟制度、兵役制度四個方面，分析漢、唐、宋、明、清的制度利弊。王朝間的興替、興替中的傳承、傳承下的變革，儼然一幅豐富多彩的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全書都很精彩，不再一一復述，只能摘出閱讀過程中筆者感觸頗深的幾個片段，與大家分享。

（注：文中加了引號的內容，如果沒有注明其他出處，那就都是引用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的表述。）

話說當年，漢武帝為了開疆拓土，預算不夠用了。漢武帝把自己的私房錢都拿出來了，發現還是不夠用。于是號召地方上的有錢人，尤其是收益頗豐的鹽鐵商人，給國家捐些錢，以便漢武帝能夠繼續完成自己的宏偉大業。

但是，響應者卻寥寥無幾。

漢武帝就怒了，怒的同時腦子還在線，他就想啊：你們鹽鐵商人賺這么多錢，到底是從哪里賺的呢？

“豈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澤讓給你們經營，你們才能煮鹽冶鐵，發財賺錢”，錢穆先生在書中是這么描述的，“現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獻給國家，而你們不響應；那么我只有把全國的山海池澤一切非耕地收還，由我讓政府來經營吧！”（少府收入就是漢武帝的皇家私房錢）

于是乎，鹽鐵經營權自此收歸國有，商人們不能再擅自經營。這項制度一直傳承至今，迄今《民法典》物權編里仍然明明白白寫著，“礦藏、水流、海域屬于國家所有……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屬于集體所有或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些歸國家所有的資源，商人們想申請經營的話，都是需要辦理行政許可手續的。

漢代的鹽鐵商們為什么會是這個局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地位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國家政權站在一個國家的食物鏈頂端，對一國政權中的活動享有絕對的話語權，商業活動從來不會因為自己的體量夠大，就能夠與一國政權相抗衡。

遠的不說，近的就有好多鮮活的例子，這里不再一一列舉。只能說：不論是在哪國經商，商業群體都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合適的政治觀念。

(一) 皇權中分化出相權，并相互制衡

一說到分權，我們往往把目光看向西方，提及洛克、孟德斯鳩，并對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津津樂道。但其實早在中國漢代，就有了自成一家的分權思想和制度，那就是皇權和相權的分割與制衡，以及對相權的進一步分割和制衡（漢代從秦朝傳承下來的三公制度，唐代的三省制度）。

按照錢穆先生的觀點，中國歷史上形成統一政府始于秦代，漢代則把這一制度傳承并發揚光大。而皇帝作為一國政權的領袖及代言人，他的誕生孕育了皇權這一權力形態。

但皇帝一人及皇室的力量有限，不能以一己之力完成整個國家運行管理的繁重任務，所以需要幫手來幫他打理家國事務。這個幫手從哪里來呢？

自然是“親中選賢”：秦漢形成統一政府之后，化家為國，皇帝的家臣們也一躍成為國家機構的管理人員。

基于此，漢代的各類官名，都是始于前朝歷代對家臣的稱呼：宰（內管家）、相（副手）、太常（即“太嘗”，試菜有沒有毒的）、光祿勛（看門的）、衛尉（保安隊長）、太仆（趕車的、司機）、廷尉（執行家法的）、大鴻臚（傳話的）、宗正（修家譜的）、大司農（管錢的【皇室外經濟】）、少府（管錢的【皇室內經濟】）。（這就是漢代九卿在當時的真實含義，跟“弼馬溫”之類的稱呼，沒什么本質上的區別。）

扯遠了，言歸正傳：皇帝需要從自己的家臣中選幫手來打理家國事務，并形成了政府組織。而宰相作為政府組織的首腦，就帶來了“相權”這一權力形態。

相權既是皇權的輔助，也是對皇權的制約，皇權和相權自其誕生時就自帶相互制衡的屬性，因為相權背后的文官集團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覷的，不是非常有個人魅力的君王，很難周全應對。當年萬歷皇帝因為疲于應付文官集團，索性二十年不上朝。一山不容二虎，皇權與相權在中國歷史上，開始了他們相愛相殺的旅程。

(二) 皇權對相權的兼并

按中國歷史的總體趨勢來看，皇權與相權之爭，是一個皇權逐漸集中、相權逐漸式微的過程。（這是個體在“對完整權力渴望”的驅動之下的必然產物）

這個趨勢在唐代并不明顯，那會還主要是世族大家當政，有用人的膽量和容人的氣魄。自宋朝開始，因為有了“晚唐五代進士輕薄傳下的一輩小家樣讀書人”，就開始擔心這擔心那，想把一切權力都握在皇族手中，開始吞并相權。

到了明代，朱元璋因為宰相胡維庸造反，直接就把宰相給廢掉了。但宰相的工作還是要有人去做，因為皇帝無法一個人完成，于是就設了一個內閣，也就是皇帝的秘書處；任命一個內閣大學士，也就是秘書長，來實際行使宰相的職權。

但對文官集團而言，你一個秘書長，是皇權的私人顧問，憑什么對我們政府組織指指點點的？“名不正則言不順”，即使是當時張居正這等極富才華與威望的秘書長，終因其名號的尷尬，也不得不發出“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的感慨，最終被定性為“權臣弄權”，死后立馬被抄家。

清朝沿襲了明代不設宰相的制度，內閣也開始擱置，轉而設了個軍機處：皇權吞并相權的同時，順便把軍事權力也集中到皇帝手中。

至此，皇權的集中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平衡被徹底打破。

(三) 中間商賺差價

一種平衡一旦被打破，就勢必會有另一股力量出現，試圖重新達成一種新的平衡。皇權過于集中后，因憑大多數皇帝的一己之力，勝任皇權的治理范圍都有困難，更不用說握皇權與相權于一手。

皇帝他也需要幫手啊。原來的幫手是宰相，宰相被邊緣化了之后，宦官、外戚等與皇帝親近的人，就有了作為中間商去賺差價的機會，真真實實地獲得了一部分相權甚至一部分皇權。甚至到了明代，太監首領（司禮監）不僅成為了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雖然明太祖朱元璋基于自身的高瞻遠矚，立下了“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祖訓，但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子孫后代都像他一樣勤奮、鐵血且精力旺盛。

于是乎，皇權外落，有名無實。到頭來，竟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因為漢代開始用舉孝廉的制度，認認真真地選拔有學識的讀書人做官、加入國家政權組織，并且“自漢武帝以后，漢代的做官人漸漸變成都是讀書出身了”，錢穆先生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讀書人的政府”，或者“士人政府”。

這一制度也締造了中國人民“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信念。到目前為止，我們政府組織中的人員，也都是以讀書人為主，大部分人員都是經過各種考試制度層層選拔出來的。這就是“學而優則仕”。

在這種制度和信念的驅動之下，舉國上下的人民都把讀書奉為一件至高無上的事情，什么“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什么“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不過在唐代之前，這個書，不是你想讀就能隨便讀的。囿于當時造紙技術未成形、印刷技術未發明，書籍這個東西，可是很貴的。

根據錢穆先生描述，“古代書本必得傳抄，一片竹簡只能寫二十來字。抄一本，費就大了。帛是絲織品，其貴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書，必得不遠千里尋師訪求”。可見在當時讀書，不僅書籍成本高，獲得知識的成本也很高。（人家說的學富五車，如果以竹簡作為計量單位并換算成現在的紙質書籍的話，可能都裝不滿一行書架。據說學富五車只有“四十回《紅樓夢》的字數”，這個說法筆者沒有仔細考證，讀者朋友們不必當真。不過莊子當年是用“學富五車”這個詞來諷刺惠施的，只不過被后人用作了褒義。）

所以在紙張和印刷術推廣之前，書籍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而當時雖然已經不再是爵位世襲的年代，但書籍卻是可以世襲的。于是乎，在讀書人政府的背景下，書籍和知識“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并有“黃金滿籝，不如遺子一經”一說。（那個不認識的字，讀音同“贏”）

在古代中國，書籍也是一種資本。在這種書籍資本的加持下，“當時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所以宋真宗趙恒再勸世人多讀書時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放在當時的背景環境中來看，是一點也不假的。

不過說來也奇怪，宋真宗竟然把讀書的目的僅僅錨定為“顏如玉”和“黃金屋”，未免漏掉了許多讀書的樂趣。或許自有他政治宣傳的考量。

(一) 畫餅的藝術

話說唐朝初期依賴于府兵制，開疆拓土，盛極一時。后來府兵制逐漸式微，朝代也開始走下坡路。這其中的原因，拋開當時配套的經濟制度不談，我們來看看用人方面的變化。

唐朝初期，只有上三等、中三等的民戶子弟才可以當兵（唐朝根據各家財富產業，把民眾分為九等），也就是窮人家的子弟，想當兵都當不了。

每個府兵都需要去中央首都服役一年（他們叫“上番”），此間或許還能跟李世民一起練習射箭。如果戰死沙場了，中央政府收到軍隊上報的死亡名冊后，會立即要求地方政府派人去死者家中慰問，賜予勛爵和賞賜。“陣亡軍人的棺木還沒運回，而政府一應撫恤褒獎工作都已辦妥了”。

政府的這種做事方式，給了當時的軍隊以極大的精神鼓勵。所以軍隊在戰爭中屢獲勝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從唐朝中期開始，因為開疆拓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國家對精壯兵力的需求量下降，府兵上番時就逐漸怠于操練，變得無事可做。

有剩余的勞動力，自然是不用白不用。于是乎，府兵上番期間，逐漸變成皇族親貴修花園、蓋房子時借用的苦工。

這樣一來，軍人有勛位在身的同時，卻還要被喚去服力役，勛位開始轉為一種羞辱，最終演變為“別人稱呼你勛位如中尉、上校之類，已不是一種尊敬，而成了一種譏諷”，軍人的地位開始下降。

式微，式微，胡不歸？

隨著軍隊內部管理風格的散漫，對戰亡軍人的撫恤工作也開始懈怠，以至于戰事已經結束了、死者家屬已經從私下渠道得知死訊了，而官方的撫恤慰問還遲遲不來。這樣一來，在死者家屬看來，“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就開始渙散。

再加上府兵制后來變成沒有復員的安排，要一輩子當兵，“歸來白頭還戍邊”。而且是做苦力、沒地位，府兵自帶的絹帛錢財還會被搶奪。以上種種原因的催化之下，府兵制最終瓦解。

看來，把“希望”與“榮譽”作為用人的激勵機制，很重要。

(二) 光畫餅沒用，還要能充饑

因為科舉制度的盛行，唐朝政權對知識分子開放后，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通過考試進入政府。當供過于求的時候，讀書人開始變成“政治脂肪”。但當時政府的思路并不是減肥，而是找地方存放這些“脂肪”。

于是乎，唐朝的地方組織結構拋棄了漢代的扁平結構，開始增加層級：把縣分上中下三級、把州也分上中下三級，這樣一來，能安排的官員就增加了。

人員安排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是弊端也隨之而來。

因為唐代的官員任用權全部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政府只能以升遷來獎勵地方官員。在漢代的扁平結構下，縣官之上就是郡官，郡官的待遇已經等同于中央的三公九卿。這種情況下，因為階級少，官員的升遷機會優越，故能各安其事，人事變動不大，行政效率也隨之提高。

到了唐朝，光是縣官就得內部先升3級，才能實質性地往上邁一級，升了等于沒升。而唐朝的職事官有九品30級、散官有九品29階。長此以往，雖然官員一直在升遷，但“下級的永遠沉淪在下級，輕易不會升遷到上級去”。于是乎，官品中逐漸分清濁，官員與官員的地位開始有高低之分。而大批官員們也因為沒有希望、沒有動力，行政效率大幅下降。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待到了明朝，明成祖一句“胥吏不能當御史”、“胥吏不能考進士”，便徹底坐實了流品的弊端。于是乎，師爺這個群體愈發興盛，更從師爺唱主角的“胥吏政治”之中演化出“文書政治”（文書政治可以大約理解為：無字無真相，書面文件是第一生產力）。

行政環節中的各種繁文縟節、看不到希望的濁流群體的自暴自棄，一直在影響著行政效率，不停地制造問題（“流品”就是官階，把官員分成優等和劣等，后來泛指人的社會地位、門第）。果真是，壞的制度讓好人不能做好事。

可見用人這件事情，光畫餅是不行的，畫的餅還得能夠充饑。不然，勞動者們醒悟過來只是遲早的事情。至于想靠畫餅收割短期勞動力的，另說。但那有損用人者的風評，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向來都是微妙的，需要謹慎平衡。

(一) 中央與地方的角逐

中央對地方管得太死了吧，地方失去了自身發展的活力，中央也累得慌，根本管不過來。中央管太松了吧，地方就開始肆意妄為、欺上瞞下，甚至占山為王，向中央權威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歷朝的通用做法是向地方派出監察人員（監察制度這個事情后面還要細說），并完善地方與中央的信息溝通機制，建立固定的地方信息上報制度。古代的修驛站、修官路，就有加快中央與地方間信息傳遞速度的考慮。

到了元朝，更是從地理的角度出發，把各省的地理界線劃分得彎彎繞繞的，就是刻意把重要的地理防御工事分布在2個省、3個省甚至更多省份之中，防止其中某一個省依賴地理優勢，難以被攻克。用錢穆先生的話說，“好使全國各省，都成支離破碎。既不能統一反抗，而任何一區域也很難單獨反抗”。（插播一句：行省制度是元朝開始啟用的）

后代統治者自然明白元朝對地方行政區域劃分方式的良苦用心，就傳承了下來，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不得不說，元代統治者對地理知識的嫻熟運用，值得我們學習。

而元朝統治者對地理知識的重視，恐怕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宋代的慘痛教訓：

北宋定都河南開封，黃河邊，一大片平地。“騎兵從北南下，幾天就可到黃河邊。一渡黃河，即達開封城門下”，完全沒有國防（自然，宋太祖這么做決定，有他的苦衷：當時承接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國防線早已殘破。宋朝需要養兵，養兵則需長江流域的糧食供給。如果定都洛陽或西安，運費太高了，國家財力負擔不起）。

再加之開國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兩次對遼親征都打了敗仗，在這種沒有國防的地理設定之下，宋朝不得不做好隨時應戰的準備。所以只能養兵，不能裁兵，還不能讓軍隊復員。但同時，憚于祖先戰敗的慘痛教訓，一朝被蛇咬，宋代也不敢再和北方遼國交戰。最后養兵而不敢用兵，開銷過大，最終死于積貧積弱。

看來，地理學知識的運用范圍，比想象中的更廣泛。扯遠了，回到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制度。

(二) 監察常駐的危害

自秦漢以來，監察制度就已經是一種常態化的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制度，旨在監督中央指令在地方的執行情況，畢竟天高皇帝遠。另外一個重要考慮就是中央集權，不想讓地方的權力過分強大。

漢代設的中央特派員叫“刺史”，唐代的叫“監察使”、“觀察使”（派去邊疆的叫“節度使”），宋代的叫“監司”，明代叫“總督”、“巡撫”，清代叫“經略大臣”、“參贊大臣”。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每個朝代的中央特派員，都要換一個名字？是因為改朝換代了，中央特派員的名字也需要標新立異嗎？事情沒有那么簡單。

其實，唐代也是有漢代“刺史”的，而宋代也有唐代的“觀察使”，清代也有明代的“總督、巡撫”。那為什么不繼續沿用上一個朝代的職責呢？因為上一個朝代派出的中央特派員，隨著時間的推移，無一例外地都成了當地的行政首腦。漢代的特派員“刺史”，在唐代已經是一州的行政首腦，唐代的監察人員“觀察使”是宋代的地方行政首長，明代的特派員“總督、巡撫”到了清代，也成了地方行政首腦。甚至唐代派往邊疆的節度使，慢慢地也成為了邊疆地區的首腦，自立山頭，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引發動亂，最終把唐朝消滅。清代也是如此。

為什么歷史總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因為監察人員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地方時，本身是帶著至高的權力去的，因為他代表的是中央。既然欽差大臣來了，那地方遇到重要的事情，就得向欽差大臣匯報，并最終聽欽差大臣的指揮。監察員一旦在地方駐扎的時間長了，這種自帶的更高權力就會影響到地方的既有權力格局。久而久之，中央特派員就逐漸成為了地方的行政首腦。如果讓中央特派員掌握地方軍權，就更要命（請自行代入唐朝和清朝）。

一旦中央特派員成為地方首腦了，利益格局就變化了，最初的監察職責也就名存實亡，所以后朝只能再派新的中央特派員。如此循環往復。

由此可見，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機制，是需要經過精妙設計的。反觀現在，監察人員要輪換值班，國企中的委派監事不能連任，多多少少有這方面的考慮。

歷代“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是不曾斷絕的。但是仕途有通暢就有不暢。仕途不暢時，官員們該去往何方呢？

陶淵明說，田園將蕪胡不歸？“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與文化基礎，一向安放在農村”。大不了回家種田，是寫入中華文明基因里的觀念。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歷代文官仕途不順時，往往會請辭：回家種田，做個小地主，對外可以稱之為“衣錦還鄉”。唐朝的武官，因為空有勛號而無實職，除了在當朝做大將軍的，剩下的也多是回家種田。有知識或有武力值的官員們在失意時有了情緒出口之后，就不會惹出太多幺蛾子。

基于中華文明的這種經濟與文化基因，農村大后方在國家政權穩定方面，也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據溫鐵軍先生的觀點，農村作為一個吸納城市剩余勞動力的場所，在國家面臨經濟危機時，是一個重要的緩沖地帶，并給國家度過經濟危機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從而使局面趨于穩定。

所以國家為什么歷來重視三農問題，是有原因的。

(一) 九品中正制的興與敗

話說東漢末年，漢獻帝逃亡，中央與地方失聯，察舉制這一人才選拔制度也失去了施行的機構基礎。于是朝廷用人時便失去了標準，文人領域還尚可控制，武人領域一片混亂，用人全憑在位者的喜好，良莠不齊。為了解決這一混亂，曹操任命陳群改革人事制度。陳群不負重任，基于當時的局面，創設了九品中正制。

所謂的“九品”，就是把人才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層級。那么，由誰來做這個分類的工作呢？那就是“中正”（既中立又公正，才能擔此重任）。

那這個“中正”又是怎么產生的呢？還是采用察舉制的老方案：“就當時在中央任職，德名俱高者，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一人”，也就是在各地方挑選一位他們在中央任職的、德行和名望都很高的官員，擔任“大中正”。然后“大中正”再指定一名“小中正”，兩位中正就負責他們所在地方州郡的人才評分工作。

評分標準有兩個：一是能力，二是品行。被評價的對象：不僅包括未入官場的人員，也包括在職官員，旨在撤掉當時已經濫用的在職官員。評分的主要依據：地方的群眾輿論和公共意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打完分之后，中正就把評分冊子上交吏部，吏部根據這套評分冊子，再來決定在任官員的升遷、在野人才的聘用。這樣就建立起了一套相對客觀的評價標準，解決了之前用人混亂的局面。這一套用人制度，對曹家初步統一天下是有所助益的。

但何以這一前朝治病的良藥，成了后朝致病的毒藥呢？因為每一種制度的施行，都對人們的后續行為有引導作用。

我們不妨再回過頭去看看這個制度：

1. 中正對人才評分的標準是群眾的意見，也就是“輿論”。而群眾的眼睛當真是雪亮的嗎？至少勒龐并不這么認為。

在《烏合之眾》中，勒龐的觀點是，群體只有形象思維，缺乏邏輯推理能力，“不能辨別真偽或對任何事物形成正確的判斷。群體所接受的判斷，僅僅是強加給他們的判斷，而絕不是經過討論后得到采納的判斷”。這一觀點讀者們是否認同，暫且不論，我們且來看看當時的人們在這種制度的引導下，做出了什么行為：

因為人才評價重社會輿論，做官的人就“襲取社會名譽，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因為人才評價機制在于聽取社會輿論的“中正”，而真正了解官員業務能力及人品的上司，卻無法把他們對下級官員能力與德行的評價發布出去。后果可想而知：慢慢地，官員們會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經營自己的對外“人設”上。至于他的本職工作做得如何，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知道；知道的人也難以把他們的觀點擴散。

2. 大中正這個職位設在中央，而人才們想要大中正品題提拔自己，就紛紛往中央的大中正身邊靠攏（所謂“認知”，要先“認”，才能“識”）。如此一來，人才紛紛往中央集中，地方缺乏人才可用，并導致地方的行政效率、風俗易化的腳步，都慢了下來。

至此，九品中正制已經完全異化，不僅不再具有其初設時分清定濁的作用，反而給人才選拔帶來不便，給世人的行為舉止產生的不良的引導，最終被后世唾棄，并被唐朝的科舉考試制度取代。

之所以有這種局面，就是因為后朝沒有去思考前朝推行這一制度的背景和原因，在時代背景變化之后仍然一味沿用，終致當初“治病之良藥”，變成了現在的“致病之毒藥”。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想起一個小故事：軍營操場中的某把鐵椅，常年以來都有2名士兵把守，但不知原委，都是奉命行事。一日，退休的長官到訪，見到這把椅子依然有人把守，便問左右隨同：30年了，這把椅子上的油漆還沒有干嗎？】

(二) 從“租庸調”到“兩稅制”

無獨有偶，唐代的稅收制度，也經歷了從“良藥”到“毒藥”的轉變。

唐初為了從戰亂中恢復元氣，輕徭薄賦、為民制產，推行“租庸調”的稅收制度，讓有恒產者有恒心。這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屬人稅收制度：

所謂“租”，你可以大致理解為“土地承包制+農業稅”：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人丁年滿18歲時官方授予他一定面積的田地；滿60歲時把田地交換國家。耕種期間，每年按2.5%的稅率（四十稅一）向國家繳納農業稅。

所謂“庸”，是一種力役，每個成年人丁每年向國家提供20天的義務勞動。

所謂“調”，是一種特產稅，各地人民每年需要向中央貢獻一定量的當地土產，以絲麻織物為主。

這一套制度下來，形成了“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的格局，旨在為民制產，達到“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目的。而按人頭分配一定面積的田地，也具有一定計劃經濟的屬性，試圖通過“均田地”實現“天下大同”（大約可以理解為我們現在倡導的共同富裕）的終極政治理想。

那么這一稅制的實施效果如何呢？

既然要屬人管轄，租庸調這一稅制的根基，便是人口戶籍管理制度，他們當時稱“賬籍”制度。“賬”是壯丁冊，一年一刷新；“籍”是戶口冊，三年一刷新。也就是在唐代，每1年要做一次壯丁普查，每3年要做一次全民人口普查。人口普查這件事情，在數據和技術均完備的現在，開展起來尚是紛繁復雜；那在車馬皆慢的唐朝，其難度可想而知。而人類這個物種，往往是喜歡偷懶的，時間久了就開始懈怠：年過60的壯丁不銷戶，滿18歲的新丁沒增名，已經去世的人沒有及時從戶口本中刪除，新授予的田地沒有及時修改權利主體……更有地方豪強從中舞弊、阻撓制度施行。如此種種，最終導致戶口登記逐漸錯亂，“賬籍”制度無法推行，并成為租庸調制失敗的最大原因。

對此，錢穆先生總結的應對之道是：“每一項制度之推行與繼續，也必待有一種與之相當的道德意志與服務忠誠之貫注。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縱然良法美意，縱是徒然。”

所以，歷代王朝為何推薦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各種組織為何強調統一思想，各家企業為何建立企業文化，每個家庭為何開展家風建設，都是同樣的道理。人類喜歡聽故事，人類也需要聽故事。

租庸調制失敗后，兩稅制開始登場，并開啟了唐朝的自由經濟時代。

所謂“兩稅”，就是兩次征稅：夏天征一次，秋天征一次。與租庸調制不同，兩稅制是一種屬地的稅收制度：誰在這片土地上居住不重要，把該交的稅交上來就行。這樣一來，人口不再受戶口的牽制，人口流動變得自由。

但這自由的代價，便是土地兼并：之前的租庸調制是按人口分配田地的，現在田地不按人頭分配了，土地的流通就是可以允許的。而歷朝歷代的土地兼并，最終的后果總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最終導致地方割據、各占一方（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唐朝也不例外。

隨著實施時間拉長，兩稅制還出現了另外一個弊端：最初將租庸調改兩稅制，還有簡化手續之考慮，把原來的3個稅種放入土地中一并征收。但是慢慢的，主政者就忘了當初的那個設定，忘了初心，覺得稅收不夠用時，又巧立名目，新增征稅項目。“而這些新項目，本來早就有的，只已并在兩稅中征收了；現在再把此項目加入，豈不是等于加倍征收！這是稅收項目不分明之弊。”這樣一來，民眾的稅賦自然就重了。

再者，兩稅制采屬地管轄，稅基按該政策出臺前一年的稅收金額來定，后續不再調整。不管這個地區人口多寡、年度收成好壞，都要交固定金額的稅。稅收“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隨地攤派，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如果某一地區某年收成不佳，或者其他偶發原因導致經常居住人口減少，在稅收總額不變的情況下，剩下居民的稅賦就會加重。而單位數量人口的生產力是有限的，稅賦一重，居民負擔不起，就會往稅賦低的地區遷徙；如此一來，剩下居民的稅賦會更重。循環往復。

此外，唐朝兩稅制不是納糧，而是納銀（貨幣）。農民必須賣糧換錢，用來交稅。有交易，就會有中間商賺差價。最終被市場調節的，還是底層供貨商——農民。

因為有這些弊端，兩稅制的推行，失去了“為民制產”的初衷，引發土地兼并和貧富不均，而且實質上是在獎勵地主的剝削，最終為唐朝末期的農民起義埋下了禍根。

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我們是可以感受到現有制度中的歷史厚重感的。中國古人的傳統智慧，仍然在指導著我們現在的生活。這里難以列舉齊全，稍微舉一些例子：

(一) 按各區人口比例，分配人才的錄用名額

從漢代開始，人才的選拔制度便是分區定額的：根據各地區人口基數的不同，分配不同比例的人才錄取額度。為的是平衡各地區的利益，聽到各地區的聲音。這個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具體體現在高考時各省的錄取人數、以及因此形成的各地高考難度不一的現象。

(二) 聯席會議制度、聯動辦公制度

唐朝的三省因相互制約，一道政令出臺前需要三省交叉審核。為了提升行政效率，政府需要制定行政命令時，門下省和中書省便會舉辦聯席會議，共同審核政令。這一制度也沿用至今，且廣泛存在于政企的各部門協調工作之中。

此外，唐朝六部因共有24司，為了實現協同辦公，每天上午各部主管都在都堂集體辦公。這可能是我們現在政府各部門聯動辦公的原型。

(三) 公務員不得經商

漢朝就規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不能經商。到了唐朝，直接從報考資格開始限定：工商界人士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因為商人是專為私家謀利的，現在所考試求取者則須專心為公家服務”，更不能有犯罪記錄。這就是所謂的“身家清白”。這一制度也是沿用至今，公務員不得經商。

另外，還有前兩篇提到的國家對特定行業的專營制度、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各省行政區域的劃分、監察制度、三農政策、戶籍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等，都是傳襲于唐漢甚至更早的年代。再如宋代的匿名評卷制度、元代的中央特派員制度、歷朝以來形成的文書政治、士人政權的傳統，都對我們現在的生活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傳統文化中的智慧，是值得我們學習并發揚光大的。

錢穆先生歷來主張以溫情的眼光去看待歷史。“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惟此種現實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

任何一項制度的產生，都是基于當時的實際情況和現實土壤，都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如果不代入當時的現實環境，而是以后來的眼光去評價一項制度的得失，是不合適的（這也是“事后諸葛亮”不招人喜歡的主要原因）。

作為一個成年人，在學會了走路之后，如果再去嘲笑孩童時的蹣跚學步，也是不合適的。當然，根據制度制定者的前瞻性、周全性、經驗豐富程度的差異，不同的制度本身依舊有其優劣之分。

筆者只能說：前世之事，后世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