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之前，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對傳銷犯罪行為一般按非法經營罪予以定罪處罰。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專門規定傳銷犯罪，隨后兩高(最高法、最高檢)將傳銷犯罪的罪名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十余年來，針對該罪已經有很多理論與實踐研究。傳銷犯罪的罪名確定與罪名概括是否科學，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研究。

針對傳銷犯罪的罪名概括，目前有如下兩種觀點：1. 認為以“傳銷詐騙罪”概括本罪的罪名最為確切；2. 認為傳銷犯罪的罪名宜確定為“組織、領導欺詐傳銷罪”。

兩高對本罪的罪名概括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此為比較的基準點，對學者建議的兩個罪名初步評述如下：1. “傳銷詐騙罪”的罪名突出了傳銷的“詐騙性”，但省略了“組織、領導”兩個詞語，可能的弊端是容易引發對本罪實行行為的誤解：刑法要處罰的是 “詐騙”行為，而不是“組織、領導”行為；2. “組織、領導欺詐傳銷罪”的罪名突出了傳銷的“欺詐性”，但省略了“活動”二字，可能的弊端是容易引發司法實踐的混淆：刑法要處罰的是“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的行為，還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

事物的名稱或稱謂與其實質內涵可能并不一致，常常是約定俗成相因成習。盡管約定俗成可以減輕罪名概括不科學的責難，但罪名要盡可能突出犯罪的本質特征，這是罪名概括應當追求的目標。對罪名概括進行討論，也有助于加深對本罪的認識。傳銷犯罪的罪名確定，涉及到對本罪兩個基本問題的認識：1. 如何理解本罪的詐騙性？2. 本罪要處罰的究竟是什么行為？

一、如何理解傳銷的詐騙性？

作為銷售的一種方式或手段，傳銷與直銷是對傳統銷售方式的創新與改進。面對面的傳統銷售有兩種交易形式，一種是在有形的店鋪之內完成交易，稱為店鋪銷售；另一種就是無店鋪銷售。在發源地的美國，無店鋪銷售在起源之時就被稱為Direct Selling。與傳統的店鋪銷售形式相比，Direct Selling的創新之處在于，因為貨物儲存在銷售人員的住所，沒有店鋪的場所成本因此直接降低了銷售成本。另一方面，無店鋪銷售形式自身不斷創新優化。除了銷售的功能之外，無店鋪銷售形式的銷售人員還具有組建銷售隊伍的功能，每一個銷售人員均可發展下線銷售人員，據此建立以自己為起點的銷售隊伍。此時，Direct Selling就演化成Uni-Level Direct Marketing(單層直接銷售)與Multi-level Direct Marketing(多層直接銷售)兩種形式。

從創新優化的邏輯來看，無店鋪銷售比店鋪銷售有優勢，因為減少了貨物的儲存成本也就降低了銷售成本。同樣的，多層直接銷售比單層直接銷售有優勢。在多層直接銷售方式下，銷售人員的收入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直接銷售貨物而獲得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因自己組建的隊伍銷售貨物而獲得的收入。由于有團隊銷售業績的提成收入，銷售人員就有動力去發展下線，組建并擴大自己的銷售隊伍。

毋庸置疑，多層直接銷售是一種成功的商業銷售形式。但相伴而生的現象就是，多層直接銷售方式容易被利用作為騙錢的手段。由于有自己組建銷售隊伍的銷售業績收入，因此就容易誘發銷售人員不銷售貨物而積極發展下線，多層直接銷售形式就有演變成“拉人頭”的趨勢。既然“拉人頭”能輕松獲得收入，那為什么還要辛苦地去銷售商品呢？更進一步的發展趨勢就是，多層直接銷售方式干脆就沒有真實的商品交易，銷售人員都不銷售商品，只需要每一個同意加入銷售隊伍的下線銷售人員交付一筆款項即可，此時上線銷售人員就可以獲得收入，多層直接銷售形式就變成了“交入門費”。

在真實的貨物銷售場景下，銷售人員通過貨物銷售差價的利潤而獲得收入報酬，銷售人員的收入實質上來源于消費者支付的價款。但在多層直接銷售方式被用作騙錢手段的情形下，由于沒有真實的商品銷售，銷售人員的收入實質上來源于下線人員支付的入門費。將多層直接銷售應用于真實的商品銷售，將多層直接銷售用于騙錢，這兩種現象的本質差別在哪里？如果以真實的商品銷售為目的，消費者購買商品后將會對商品予以有效使用，商品就滿足并實現了社會需求，消費者支付的購買價款，尤其是其中的商品銷售差價，就創造了財富，銷售人員通過創造的財富而獲得收入。但若將多層直接銷售用于騙錢，由于沒有真實的商品銷售也就沒有創造財富，銷售人員的收入并不來源于創造的財富，而是來源于其發展的下線人員直接繳納的入門費。在用于騙錢的情形下，盡管可以較多的發展下線銷售人員，但不可能永久無限制的發展，一旦下線銷售人員數量增長停止，資金鏈斷裂就是必然。

概括來說，在多層直接銷售方式銷售真實商品的情形下，由于創造了新的社會財富，銷售人員通過分享或瓜分新創造出的社會財富而永續經營商品，除非銷售的商品不被消費者所認可。在多層直接銷售方式用于騙錢的情形下，由于沒有新創造社會財富，上線銷售人員實質是“侵占”了下線銷售人員的財富。下線銷售人員愿意自己的財富被上線銷售人員無償占有嗎？當然不愿意，所以，必然伴隨有花言巧語等欺騙性的宣傳。因此，傳銷的詐騙性就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 機制上的詐騙性。沒有真實的商品而進行銷售交易，沒有創造社會財富就不可能分享財富。希望通過沒有真實商品的銷售方式而獲得收入，這種機制本身就是不可行的。如同永動機違反了能量守恒不可能實現一樣，永動機是騙局，將多層直接銷售方式用于騙錢，這當然就是騙局。2. 傳銷活動中必然伴隨的各種虛假性欺詐性的宣傳。

在我國當前的法律語境之下，傳銷與直銷是明確予以區分的，傳銷一定是非法的，不存在合法的傳銷。盡管傳銷都是非法的，但傳銷行為并不都屬于刑事違法行為。在我國當前的法律語境之下，有些傳銷行為只屬于行政違法的范疇，有些傳銷行為屬于刑事違法的范疇。根據我國當前的法律規定，雖然將多層直接銷售方式運用于真實的商品銷售也是非法的，但這種非法只屬于行政違法的范疇尚不構成犯罪，這種類型的傳銷被稱為經營性傳銷。如果沒有真實的商品，或者是虛假的商品，或者以商品為道具為幌子，這種多層直接銷售方式就是詐騙性傳銷，屬于刑事傳銷犯罪的范疇。

二、如何理解騙取財物？

刑法修正案七(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對傳銷犯罪的罪狀描述非常詳細，罪狀描述的詳細程度在我國刑法典中比較少見。該罪的罪狀描述中就有“騙取財物”的內容，如何理解“騙取財物”就與該罪的犯罪構成直接相關，目前有兩種觀點：1. 騙取財物就是已經騙取到財物；2. 騙取財物不以客觀上已經騙取了他人財物為前提。兩種不同的觀點，直接決定傳銷犯罪的不同犯罪構成。

本文立足于傳銷犯罪的罪狀描述，將罪狀描述予以概括，從刑法解釋的角度予以分析。比如，將罪狀描述概括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處…”。將傳銷犯罪的罪狀如此概括之后，就將必然推導出如下兩項結論：1. 傳銷犯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詐騙罪；2. 傳銷犯罪是結果犯。也正是基于如此的罪狀概括，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罪名概括，學者就認為應當將本罪的罪名確定為傳銷詐騙罪。我國當前刑法典中已經規定有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等罪名，將傳銷犯罪的罪名確定為傳銷詐騙罪，毫無疑問將增加罪名在文字上的對稱感與修辭上的美感，但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引入了歧途。

首先，將罪狀描述概括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處…”，并不是忠實于刑法條文的概括。從刑法解釋學的起點來看，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罪名概括為傳銷詐騙罪，基礎就不牢固。本文的看法是，可以將該罪的罪狀概括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處…”，騙取財物，不是本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之一，也不是本罪的本質特征。盡管我們承認傳銷活動本身在機制上具有詐騙性，但本罪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組織、領導行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詐騙性。組織、領導殺人的團伙，組織領導行為，與殺人行為就不能直接等同，組織領導行為就不是殺人行為。

不同的行為活動需要有不同的人數參與，比如，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跳繩的娛樂活動，但一個人就不能完成足球比賽活動。與此類似，傳銷活動也不能由一個人完成。除了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以外，還有許多的普通參與人，傳銷活動的蔓延發展其實就依賴這些普通的參與人。上線發展下線參與傳銷活動，下線被吸收到傳銷網絡之中，有些下線參與人就是因為上線的欺詐欺騙而加入。因此，對傳銷活動中的人員與行為,至少可以做出如下的分類：1. 人員分類上可以分為組織者領導者、普通的參與者兩類；2. 傳銷人員在傳銷活動中實施的行為，可以分為具有詐騙性的行為、不具有詐騙性的行為兩類。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罪名確定為傳銷詐騙罪，將會引發諸多的實踐混淆與混亂。比如：

第一，將混淆本罪的處罰行為。本罪到底是要處罰“組織領導者”的組織領導行為，還是要處罰普通參與者發展下線的“詐騙”行為，還是僅僅對“組織領導者”所實施的具有詐騙屬性的組織領導行為予以處罰？

第二，與模糊混淆本罪的處罰行為相對應，就是受罰人員范圍的混亂。與行為相伴隨的必然是主體，要處罰的行為不同，受罰的行為主體也必然不同。從當前的罪狀描述來看，受罰的人員是組織者與領導者。如果將罪名概括為傳銷詐騙罪，受罰人員的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將極大可能性的增加：實施了詐騙行為的普通參與者也可能將以本罪定罪處罰。另一方面，也可能會縮小處罰范圍，對某些組織者、領導者不予處罰。盡管組織者領導者實施了組織領導行為，但因為這些組織領導行為沒有詐騙性，因而可能在實踐中不被處罰。

第三，司法實踐中還可能引發案件事實查明的混亂。如果認為傳銷犯罪是特殊類型的詐騙罪，對騙取財物理解為已經騙取到財物，那么司法實踐中就應當對已經騙取到的財物數額進行查明、對受害人或者下線人員交付財物是否確實因為受騙而交付進行查明。傳銷犯罪是涉眾型犯罪，傳銷活動的參與人數較多，有時還涉及到跨區域的傳銷，對下線人員交付財物的原因進行查明，必將增加司法機關辦案的難度與成本。另外，對于已經騙取到的財物數額如何確定？已經騙取到的財物，是否就等同于整個傳銷犯罪活動所涉及到的總財物數額？實踐中肯定存在如下的情形，盡管下線人員交付了入門費，傳銷活動已經有了涉案的傳銷款，但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可能尚未實際非法獲利。

對案件事實的查明大費周章，是否確實有如此的必要呢？完全沒有必要。本文認為，雖然傳銷活動中涉及到詐騙行為，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要處罰的行為根本就不是傳銷人員的詐騙行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根本就不是一種詐騙類犯罪，或者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根本就不是特殊類型的詐騙犯罪。從刑期的輕重對比來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最高刑期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詐騙罪的最高刑期為無期徒刑。如果付出了很大的辦案成本，查清了傳銷人員騙取財物的數額，但根據法條競合的原則，此時仍然要適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而不能適用詐騙罪定罪處罰，犯罪分子因此而“享受”到了較低的刑期待遇。這肯定不是立法要追求的目標。

因此，我們只能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根本就不是詐騙類犯罪，無須對犯罪行為人是否騙取到財物及數額、財物是否因受害人認識錯誤而交付等事實進行查明。對于本罪罪狀中“騙取財物”只能做如下理解：騙取財物是對傳銷活動性質的要求，但傳銷犯罪不要求行為人實際騙取到財物。傳銷活動分為經營性傳銷活動、詐騙性傳銷活動，只有當傳銷活動具有詐騙屬性之時，傳銷活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才有可能觸犯本罪。基于上述分析，將本罪的罪名概括為傳銷詐騙罪并不妥當，兩高的罪名概括突出了本罪要處罰的行為，稍有不足的是對傳銷活動的性質沒有區分，本文認為將本罪的罪名概括確定為組織、領導詐騙性傳銷活動罪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