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國浩律師事務所執行合伙人李世亮在峰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好！
今天有幸與大家齊聚一堂，以法律作為共商語言，共話“一帶一路”發展新機遇，共享“一帶一路”法律服務合作新成果。
“一帶一路”戰略從概念到行動，從倡議到落實，其進展速度、成效收獲，一再令世界驚嘆。隨著律師服務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一帶一路’，法律先行”，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過去幾年間，國浩律師事務所以多層次、全方位的方式參與了“一帶一路”法律服務實踐和研究，并在企業跨境投資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今天，借此機會與大家共同分享“中國企業跨境投資的法律風險與防范措施”。
一、律師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參與者
法律是共商的語言，政府、企業、專家學者、律師等經濟社會主體，都應該建立一個共識，“一帶一路”建設，法律先行。
要投資，政府是主導，企業是主體，律師是護航者。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不乏許多重大項目。而這些項目一定涉及非常多的投資和跨境并購，沒有律師參與，風險非常大。所以，律師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參與者。
律師要做好“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者，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積極發揮經貿往來“護航員”、文化交流“傳播者”、法治建設“踐行者”的作用，為“一帶一路”保駕護航。
二、“一帶一路”創造的新機遇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新的國際戰略框架，其戰略愿景近期著眼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產業對接、資源引入”，遠期則致力于“商貿文化互通、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繁榮”。因此，給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機遇，例如通路通航、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建設、商貿和文化旅游、信息產業以及自貿區的建設等。
“一帶一路”戰略也同樣為各國律師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發展機遇。有關專家認為，“一帶一路”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是要構筑全球新興的治理結構；第二個是創造全球新型的經濟增長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60多個，人口是40多個億，貿易額達到3萬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0%左右。客觀而言，“一帶一路”為律師拓展涉外法律服務領域、推動法律服務機構走出國門、打造涉外法律服務品牌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三、中國企業跨境投資法律風險及防范
（一）法律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開放程度、法治狀況和市場化水平差異較大，這將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帶來諸多法律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因政治因素、文化差異造成的風險
跨境投資與境內投資相比，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在于目標國的政治經濟各具特色，其政治局勢、經濟政策、法律法規等復雜多變、難以徹底掌握。政治環境是跨境投資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若選擇在政局復雜多變、腐敗叢生或存在極端組織的國家或地區投資，無疑將存在巨大的潛在風險。
此外，“一帶一路”各參與國之間存在較大文化差異性，尤其是商務文化。例如，中國特色的“熟人經濟”社會在商務談判過程中容易存在“重人情、輕契約”的現象，與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的“在商言商”、“錙銖必較”和“契約精神”的商業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如果不能有效實現“文化融通”，極容易導致中國企業不能充分保障自己的權益，從而為履行協議埋下隱患。
2. 因法制環境不同造成的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絕大部分是轉型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其法系、法律體制、法制健全程度等大相徑庭。這些國家，不僅有大陸法系國家、還有英美法系國家，法律體系龐雜，法律條文、判例繁多；加之有些國家法律制度不完善，執法隨意性較大，不時會頒布新法律對境外投資者設置特殊門檻、增加限制。中國企業在投資前很難對目標國的法制環境和法律法規進行全面了解，往往在尚未對目標國的法制環境進行初步或充分了解的情況下便開始投資，一旦投資過程中因項目審批、資質申請等問題產生爭議或糾紛，就會造成“進退兩難”的局面，嚴重的甚至會面臨全面退出或索賠的危險。
3. 因宗教文化造成的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阿拉伯法系、伊斯蘭法系等不同宗教背景的國家，這些國家在法律爭議的處理方式上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其國內法律的適用不僅包括對法律本身的選擇，也包括宗教文化的影響，而這種法律適用性的削弱將給投資者帶來一系列法律風險。
4. 因境內外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
境內外信息不對稱是境外投資中最普遍的問題。由于境外投資項目體量普遍較大，中國投資者在投資前往往需要對合作主體、被收購方、項目情況等進行了解后才可作出投資決策。但由于各個國家的在公司注冊機關、公司類型、不動產登記機構等方面各不相同，中國企業欲通過一己之力詳盡調查相關情況、核查項目的真實狀況通常較為困難。這也使得不少企業在面臨優質項目時只能“望而卻步”，在面臨被包裝過度的項目時反而“趨之若鶩”，加劇了境外投資的不穩定性。
5. 因爭端解決造成的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些與中國沒有簽署有關司法協助的雙邊協定；有些國家不受世貿組織關于國際貿易仲裁制度的約束；有些國家不是《紐約公約》的締約國，或雖是締約國但對外國生效判決的執行不積極。這些原因都會造成即使中國企業在爭議解決過程中取得勝訴裁決，仍然面臨著“執行難”的問題，其實體權利仍然無法得到有效的救濟，而這樣的困境也使得中國企業失去了跨境投資的最后一道防線。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基于環境保護導致的投資并購戰略目標無法達成的風險，基于目標公司具有反收購能力導致投資失敗的風險，基于投資并購方式及時間因素導致計劃落空的風險等等。此外，自從特朗普上臺以后，貿易保護主義實際有所抬頭。各個國家都在通過產業政策目錄，投資的安全審查，包括反壟斷的審查、外匯管制等等，限制一些國外的投資。這無論是對“走出去”的企業，還是請進來的企業，都存在較大的法律風險，需要律師廣泛參與，保駕護航。
（二）防范措施
雖然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風險，但我們可以通過采取必要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資風險。如何來化解境外投資的法律風險，專家學者的意見很多。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搭建全球的“一帶一路”國家法律服務聯盟機構，這是有效化解法律風險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第一，搭建合作平臺首先要實現信息共享、資源共享。要建立法律數據庫、專家庫，最終目的是要為企業服務。
第二，要成立一個常態化的國際化機構。用通俗的話說，“不能自己玩，大家都要一起玩”。不僅企業要走出去，法律服務也要走出去；企業要請進來，法律服務也要請進來。現在經常遇到的問題是，項目出去了、企業出去了，但律師隊伍沒有跟上。對境外的目標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到底選哪一個律師事務所來做？用什么樣的語言來提供盡職調查報告？盡職調查報告的效果怎么樣？外國律師做一個盡職調查報告，在國內企業決策中起什么樣的作用？企業經常為此犯難。這個平臺把律師的合作機制建立起來以后，項目走出去就將實行一條龍的服務，這就是我們的初衷。
第三，收費問題。中國企業對中國律師是一個收費標準，但是到國外了要推薦國外的律師服務，收費標準就不一樣，這對合作產生非常大的困難。通過這個合作平臺，建立一個統一、規范的服務標準，和規范的收費模式，為企業“走出去”以及律師的合作提供一個廣闊的平臺。
第四，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如果企業投資到某個國家，發生了糾紛，打了官司，官司打贏了也執行不了，以后這個企業到這個國家投資就很謹慎。這就意味著，律師在后續的糾紛解決方面，也要建立一種合作機制。現在國際通行的糾紛解決途徑，一個是司法，一個是仲裁。個人認為，有必要創建新型的糾紛解決機制。
希望通過這個聯盟成立調解組織，將優秀律師、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著名專家學者等吸引進來，在仲裁或者訴訟之前，能夠妥善解決糾紛，快速有效地化解糾紛，降低企業的訴訟成本，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此外，還要加強法律培訓。目前，優秀的涉外法律人才非常缺乏。希望通過這個聯盟，廣泛開展工作信息、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交流，最終提高律師的服務水平，讓中國律師走出去，與國際上大牌律師攜手并進，共同合作。這正是國浩律師事務所聯合33家律師事務所成立法律協作體的目的所在。后續我們將努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謝謝大家！
（本文系根據峰會記錄整理，未經演講者本人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