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1 鄔林樺 伴公汀

“這是件讓人憂心的事。”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兵呂紅兵帶來了一份超過6000字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寫道：“刑辯律師隊伍后備力量供給不足，許多年輕律師不愿、不敢從事刑事辯護工作；同時，一些功成名就的律師從事非訴訟業務及商事訴訟業務，逐漸淡出了刑事辯護專業領域。”

先后擔任了十年上海市黨代表、十年上海市政協委員，在很多人看來，呂紅兵有豐富的參政議政經驗。但作為新任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參加兩會前，他心里還是有些緊張。“全國兩會被全中國乃至世界目光所聚焦，代表、委員在一起共商國是，關系國計民生，提案不能亂提，履職更不能懈怠。”

這次全國兩會，呂紅兵一口氣拿出多份提案：“設立上海金融法院”、“設立全國性證券期貨糾紛調解機構”、“關于加強刑辯律師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刑辯律師作用的建議”……在他看來，無論是當一名有擔當的委員，還是一名有職業素養的律師，都需要全力以赴。

律師之辨，是為了法治中國

每一份建議的提出，都是大量調研的結果。

呂紅兵之所以關注刑辯律師的困境，也是基于自己辦理刑事案件的體驗，以及在全國律協協助會長負責維權事務的體會。他認為，刑辯律師的執業權利保障、功能發揮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且刑辯律師隊伍客觀上存在青黃不接的現象。

 “法庭是訴訟律師的‘舞臺’，更是刑辯律師的‘戰場’。只有庭審實質化，律師作用才能實質化，刑辯律師與刑辯制度的價值才能實質化。”呂紅兵認為，問題的破局之道，是加強刑辯律師隊伍建設，發揮刑辯律師的應有功能。他認為，國家應該切實加快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今年52歲的呂紅兵，1993年開始就成為一名專職律師，從市政協到全國政協，他把始終把關注點放在法治建設和司法改革這兩件事上。

2012年上海兩會時，呂紅兵提交了一份“推進建立從優秀律師中選拔法官的機制建設”的提案。2015年7月，上海律師商建剛被選拔為高級法官，成為司法改革亮點，呂紅兵的呼聲也有了回響。

今年，呂紅兵將目光放在刑辯律師身上，因為“刑事辯護律師維護的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其‘爭’不是為了自己‘爭’，其‘辯’不是為了自己‘辯’，其所有的努力不是為了自己的努力，都是為了維護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呂紅兵說，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辯護律師對于保障人權、防范冤假錯案、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作用不可替代。

他建議，法院應當充分聽取律師的辯護代理意見，重要的是，要在裁判文書中全面客觀準確反映律師意見，闡明采納或不予采納的理由。并且，這些裁判文書應該及時上網，實現控方意見公開、辯方意見公開，增強“控”“辯”“審”三方的互信。

如果存在司法機關與律師有不同看法而社會又高度關注的普遍性問題，呂紅兵認為，應該建立“公檢法司律”溝通討論平臺，集思廣益，交流交鋒，盡量形成共識，努力統一執法尺度，讓社會公眾有合理的預期。

他還提出，司法機關在制定司法解釋或其他各種形式的審判規則時，應當制度性地安排律師全過程、全方位地參與，“律師不僅是司法規則的被動遵守者，更應該是規則的參與制定者，從而成為規則的真正理解者、主動遵守者以及對當事人遵守規則的教育者和引導者”。

設立金融法院 “水到渠成”

“上海法院的金融審判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在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提供司法保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呂紅兵的另一份提案關注的是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設上的作為。他認為，作為一項國家戰略，要將上海建設成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法治環境不可或缺。

從1993年至今，呂紅兵先后為500多家企業改制及發行上市、資產重組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代理過多個影響金融法規制定的案子。基于多年的辦案經歷，并翻閱研究了大量案卷，他發現了金融案件審理的一個尷尬：一方面，很多金融案件存在法律依據不充分的現實困境；另一方面，就算在上海，不同審判條線、不同轄區的裁判理念存在差異，法院審理的一些案件仍存在著法律適用標準不盡統一的情形。

今年1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披露的數據顯示，五年來全市法院受理各類案件317.84萬件，審結314.79萬件，同比上升54.2%和52.7%；共審結一審民事、商事案件203.97萬件，同比上升65.6%；共審結一審金融案件47.8萬件，同比上升358.3%。“從這組數據不難看出，金融案件數量的增長幅度遠超其他案件。”據呂紅兵了解，目前上海的金融商事審判人員不足300人，年人均辦案250件以上，“從趨勢來看，金融案件的數量還會不斷增加，案多人少、案多庭少的矛盾日益嚴峻。”

“建議設立專門、專業、專職的金融法院。”呂紅兵認為，統一法律適用標準，讓司法起到引領市場規范的作用，亟需一支高度專業的法官隊伍和統一的金融審判機制。“設立金融法院，既可以突顯司法對國內和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維護，同時，對爭取上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話語權也有積極的促進意義。”

經過走訪調研，并請教了其他長期從事金融商事業務的律師、審理過金融商事案件的法官，呂紅兵認為，設立上海金融法院已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上海各級法院受理的金融案件數量多、經驗足，金融審判法官專業性較好且隊伍相對穩定，中國資本市場最為重要的三大交易場所均位于浦東新區，客觀上有助于金融案件朝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集中。“

他建議，可以借鑒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與上海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共同設立的先例，考慮上海金融法院先行設立于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上海各基層法院審判的各類金融案件的上訴業務，并依法受理屬于中級法院管轄的一審金融案件。

重大行政決策公眾參與

今年全國兩會，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39名律師作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會，人數創下歷年之最。身為其中一員，呂紅兵自覺背負著使命：“‘春江水暖鴨先知，社會百態問律師’，律師具有專業的法學知識，又可以深入接觸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可以在立法、修法、推進司法改革等議程提出專業性和針對性的建議。”

開會至今，現場聽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令呂紅兵感觸頗深：“發展進程極不平凡，政府工作極不容易，改革開放極大成就，人民群眾極大獲得。”會后他認真研讀了《政府工作報告》，“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內容是他最關注的，“報告寫道‘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把政府活動全部納入法治軌道’‘有權不可任性，用權必受監督’，這些表述可謂高屋建瓴，又一語中的。”

呂紅兵認為，加快建設法治政府，需要健全重大行政決策公眾參與制度。在中國地方立法實踐中，已經有相關的經驗，例如杭州市人民政府在2009年就出臺了重大行政決策公眾參與的法規，大連市人民政府也專門對公眾參與政府立法作了規范。從域外的經驗來看，像英國的城市規劃法、法國環境法典中，都有相關的公眾參與重大行政決策的規定。“應該總結地方法制經驗，借鑒域外立法情況，有針對性的建立健全重大行政決策公眾參與制度，并將其上升到國家立法的層面。”

另一方面，呂紅兵提出，要提升政府執政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能力。在此過程中，應該進一步完善法律顧問制度，特別是注重聘請執業律師和專家學者擔任政府兼職法律顧問，發揮其專業性和獨立性。“要選擇會說、愿說，而且能說、敢說的法律顧問，也要避免聘而不用、顧而不問。”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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