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律商聯訊：您負責的《上市公司證券合規法律服務產品》獲得第二屆國浩法律服務產品大賽特等獎。在您看來，這個服務產品獲得認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黃江東律師：
產品獲得市場及業內人士的認可，最主要的還是做到了順勢而為：一是順應資本市場強監管、嚴監管的趨勢，二是順應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三是順應國浩作為證券法律服務頭部律所的優勢。
我認為，任何法律服務產品要富有生命力，除了上述，也離不開專業的團隊、契合企業需求的服務內容以及良好的社會效果。
我帶領的國浩金融證券合規業務委員會專注并深耕于上市公司證券合規法律服務，經辦過大量證券合規項目，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我本人曾在證券監管系統工作15年，比較熟悉證券監管。同時，我們也注重對資本市場法律法規及應用的持續、深入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證券業界及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出版了專著《證券法治新圖景——新
具體到本產品，法律服務分為日常證券合規與危機應對證券合規。日常證券合規法律服務針對上市公司及其“關鍵少數”的常見、高發證券合規風險，協助上市公司搭建合規體系、制定合規管理計劃、督促計劃落地執行、提升公司合規能力建設，旨在預防及避免合規風險。危機應對證券合規法律服務則是當上市公司及其“關鍵少數”因證券違法違規受行政調查或者刑事調查時，協助相關主體恰當應對調查、出具法律意見、代理陳述申辯，將違法違規風險和負面影響降至最低。本產品契合了政策層面對于“企業合規”的內生和剛性需求，幫助上市公司及相關主體降低證券違法違規風險，保障公司穩健發展，有利于實現多方共贏。
Q2 律商聯訊：好的服務一定是能解決服務對象的痛點。就目前來看，您認為上市公司證券合規的痛點有哪些？
黃江東律師：
上市公司證券合規最典型的內容包括公司治理合規、信息披露合規、股份交易合規、高管行為合規、關聯交易合規等等，這些問題與每一個上市公司都息息相關，具有普遍性。當前證券監管的法律法規要求高、監管執法嚴、法律責任重，與相當部分上市公司合規的意識和能力跟不上的矛盾十分突出，這給上市公司帶來的挑戰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上市公司證券合規的痛點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公司治理嚴重失范。盡管公司在上市時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造、輔導，但很多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形似而神不至”，仍存在嚴重缺陷。三會運作流于形式，老板“一言堂”現象明顯，對大股東、實控人缺乏有效制約，以至于資金占用、違規擔保、不當關聯交易頻發。可以說，上市公司出現的一切嚴重問題都可以追溯到公司治理失范這個根本上。
二是合規意識明顯不足。公司上市后，很多實控人、高管還沒有意識到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有更高、更多的合規要求，還按過去的習慣思維行事；有的認為信息披露上出點問題沒什么大不了；更有甚者，挖空心思蓄意違規，乃至系統造假、惡意掏空上市公司。
三是合規能力較為欠缺。有的公司確屬“無知違法”，碰了紅線而不自知。有的公司在并購交易過程中商定的交易方案居然是涉嫌內幕交易的，相關高管人員的合規能力明顯不足。
四是合規投入相對較少。多數公司并沒有專職的合規人員，往往由董辦人員兼任，對合規工作重視不夠。平時對合規培訓、檢查、問責不夠重視，資源投入較少。
Q3 律商聯訊：您認為資本市場的“嚴刑峻法”時代已經到來，您判斷的依據是什么？
黃江東律師：
第一，政策層面強調“零容忍”。2020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陸家嘴論壇致辭中首次提出資本市場要堅持“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2020年國務院金融委公開的七次會議中，四次提及“零容忍”。“零容忍”無疑已成為證券監管執法的主基調和關鍵詞。2021年7月，中辦、國辦聯合印發《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這是我國資本市場歷史上第一次如此高規格地發布關于打擊證券違法行為的專門文件，其中對完善證券違法犯罪法律責任、建立健全從嚴打擊證券違法執法司法體制、強化重大證券違法犯罪案件懲治等作出重要部署，是我國資本市場當前和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全方位加強和改進證券監管執法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第二，法律層面彰顯“用重典”。2020年3月1日實施的《證券法》大幅提高了證券違法行為的行政法律責任，罰款倍數提升至1至10倍，固定金額罰款基本提升了5至10倍，如對欺詐發行最高可處2000萬元罰款，對操縱市場和信息披露違法行為最高可處1000萬元罰款。在首例適用新《證券法》作出行政處罰的“某公司財務造假案”中，違法主體罰款合計高達1,450萬元，引起市場震動。同時，新《證券法》創設性地規定了“中國版”證券集體訴訟制度，首例證券集體訴訟案件（康美藥業虛假陳述案）已落地，民事賠償也將成為震懾證券違法行為的有力“武器”。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兩高關于操縱市場及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司法的解釋出臺，加大了對證券犯罪的刑事處罰力度。構建行政執法、民事追償和刑事懲戒的立體式追責體系，切實提升了違法違規成本，強化了監管執法震懾，資本市場“嚴刑峻法”的時代已經到來。
第三，執法層面實行“嚴監管”。注冊制下，發行端準入方式的市場化改革能否順利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后端的監管執法是否有效，為此，證券監管機構在提高監管的科學化、規范化、專業化、精細化水平上不斷下功夫。貫徹“零容忍”監管理念的同時，強調精準打擊“關鍵少數”及“追首惡”；從嚴從快查處欺詐發行、財務造假、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重大案件過程中，強化與司法機關和相關部委的工作協同；提出進一步壓實中介機構“看門人”的職責，以督促中介機構勤勉盡責為抓手，進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質量。《證券市場禁入規定》《證券期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等配套規則陸續出臺，也為證券監管執法工作保駕護航。
Q4 律商聯訊：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在上述時代背景下，面對這些痛點時，最需要注意的三大合規問題是什么？為何？
黃江東律師：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最為常見的合規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信息披露違規。信息披露違規可分為虛假記載、重大遺漏、誤導性陳述、未按規定披露四種。虛假記載簡單說就是“造假”，把沒有的事說成有，通常有虛構收入、利潤、資產、存貨、現金流等，這也是最為常見的。重大遺漏就是該披露的事不披露，有的公司“報喜不報憂”，往往把利空信息，如重大訴訟、公司或其董監高的負面信息等隱瞞不報。誤導性陳述介于上述兩者之間，即雖然披露了信息，但沒有把事情講清楚、完整、全面，容易使人誤導，往往是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前提、條件、風險等因素。這三種是實質性的信息披露違規。還有一種形式上的信息披露違規，如沒有符合信息披露的時間要求、違反公平性要求等，這就是未按規定披露。值得說明的是，雖然日常經常提及財務造假、資金占用、違規擔保等事由，但落在證券法上的“抓手”就是信息披露違規。
第二，內幕交易問題。簡單來說，只有需要披露的信息才可能成為內幕信息，進而才可能構成內幕交易。敏感信息只有在披露之前才可能引發內幕交易，如果已披露了，則成為公開信息，當然也就談不上內幕交易。內幕信息的源頭在哪里？在上市公司。內幕信息的知情人是哪些？主要是上市公司董監高、大股東、實控人等“關鍵少數”。從實踐來看，還有一個問題是這些“關鍵少數”利用信息優勢借機牟利。
第三，資本運作相關問題。資本運作極易引發違規。有的上市公司出于提高市值的需求，與市場機構合作，委托其進行以二級市場股票買賣為內容的所謂“市值管理”，甚至上市公司大股東也出資參與其中。市值管理本身不是壞事，但偏離了正道，就變成了以“偽市值管理之名操縱市場”，走向違法違規。另外，在股份回購、定向增發、股權激勵、兼并收購等資本運作中，也經常容易發生信息披規、內幕交易、利益輸送、掏空上市公司等違規行為。
Q5 律商聯訊：針對這些合規問題，從具體操作上，您對上市公司有什么建議嗎？
黃江東律師：
基于上市公司證券合規風險急劇加大與其合規管理能力明顯不足的矛盾，建議上市公司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應當把加強上市公司證券合規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來做。
從上市公司本身來看，建議其充分認識到做好證券合規的重要性、緊迫性，提高做好證券合規的積極性、主動性，從提升思想意識、規范公司治理、加強組織建設、增強合規能力、加大合規投入等方面著手，切實把證券合規工作抓好抓實。從控股股東、實控人的角度來看，建議其通過公司治理機制發揮作用，督導上市公司做好證券合規管理，尤其要避免因為控股股東、實控人的原因引發不合規行為。
俗話說，與其救火，不如消防；與其治病，不如保健。證券合規工作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應正如消防、保健，著眼于把違規風險消滅、控制在萌芽狀態，正所謂“上醫治未病”，如此方可行穩致遠、基業長青。
Q6 律商聯訊：在這一新的時代背景下，您認為，對于從事證券合規業務的律師的挑戰和機遇在哪里？
黃江東律師：
如前所述，資本市場基礎法律制度趨嚴、監管政策“零容忍”、行政執法和刑事追責力度加大、資本市場民事訴訟興起等，這些都對上市公司及其“關鍵少數”提出了更新、更細、更嚴格的合規要求。在此背景下，證券合規法律服務的價值日益凸顯，為律師從事證券合規業務帶來巨大的展業機會。
當然，證券合規法律服務的專業性較強，所服務的上市公司及其董監高等在資本市場的影響力較大，因此，律師自身的從業背景、專業能力、綜合實力等也應過硬。
Q7 律商聯訊：證券合規律師如何更好地面對這些挑戰和機遇，您有什么建議？
黃江東律師：
要更好地抓住上述機遇，我建議證券合規律師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實力：
第一，要對法律法規非常熟悉，深入細致地研究具體的證券交易規則。我個人十分注重專業研究，每年都要寫幾十篇專業文章，去年年底我們團隊也出版了一本證券法方面的專著——《證券法治新圖景——
第二，要注重經驗積累。證券領域不少合規風險并不那么清晰，需要在個案中進行評估，有很多問題來源于實踐工作經驗的積累和總結。作為證券合規律師，不僅需要掌握法律規則，還需要長時間的實踐經驗積累。這包括自己要多辦案，接觸、處理的合規多了，自然經驗就更豐富了。另外，通過學習其他案例也是一種間接的積累經驗的方法。但是，俗話說得好，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紙面的學習永遠替代不了親身實踐。
第三，要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熟悉和了解。企業業務跟合規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系，合規實際上是在動態中尋找平衡。如果不了解具體業務，那么也很難對合規風險作準確的評估和衡量。因此，對企業的業務有深度理解是非常必要的。
Q8 律商聯訊：很多律所都設有業務委員會，但少有能像國浩這樣以業務委員會為單元來打造法律服務產品。選擇這種方式的原因是什么？它未來會是律所提供法律服務的一種新方式嗎？
黃江東律師：
以業務委員會為單元來打造法律服務產品的初衷在于匯聚國浩專業力量、整合地緣優勢、發揮多方合力。國浩金融證券合規業務委員會共有委員逾40名、遍布全國近30個辦公室，在合規與監管領域聚集了眾多國浩業務人才，累積了豐富的證券合規與監管的實踐經驗。而且國浩全國辦公機構的龐大資源體系可以有力地支持業務委員會為本地區的客戶提供證券合規法律服務。
我認為以業務委員會為單位提供法律服務是值得嘗試、借鑒與推廣的一種方式，較好地發揮了大律所內部整合的優勢，合規律師大家互相學習、交流，有利于提升團隊整體的專業水平。同時，合規業務委員會的律師分布在全國各地，有利于第一時間接觸、服務到當地客戶，發揮網絡價值。
Q9 律商聯訊：您工作的同時還在三所大學兼任導師，且多有著述。就此，您是否可以和年輕律師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黃江東律師：
我想與青年律師分享幾點體會：第一，不要急功近利，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第二，形成良好的習慣，打造內在自我激勵的驅動力；第三，找到自己的目標，有目標就有前進的方向，并且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去實現；第四，和團隊一起進步，一個人可能跑得快，一群人才能跑得遠。
受訪嘉賓
黃江東，法學博士，國浩金融證券合規業務委員會主任，國浩上海合伙人。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上海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員。中國法學會證券法學研究會理事，上海市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專業人員名錄庫首批成員。原某證券監管部門處長，曾在證監系統工作近15年。自2019年加入國浩以來，專注于證券合規及爭議業務領域，擔任多家上市公司、私募機構常年或專項法律顧問。發表專業文章40余篇，開展各類講座百余次，出版專著《證券法治新圖景——新證券法下的監管與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