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比學 /《人民日報》2013年11月4日
法治建設助力城鎮化發展
本報北京11月3日電 （記者王比學）來自全國律師協會、法律界、經濟界的專家學者，今天在首屆國浩法治論壇上，圍繞“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展望”展開熱議。
與會專家學者探討了如何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戰略背景之下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在開拓新興業務領域的同時，為新型城鎮化建設貢獻專業力量。
國浩律師事務所長期致力于城鎮化建設中法律服務領域的研究工作，事務所主席于寧說，城鎮化的種子必須在法治的土壤中，才能健康生長。
■記者：崔清新 / 新華網 2013年11月3日
專家學者探討“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
新華網北京11月3日電（記者崔清新）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城鎮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加快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途徑。3日，參加首屆國浩法治論壇的專家學者們圍繞“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展望”主題展開熱議。
司法部原部長張福森在論壇發言指出，現實表明，新型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將帶來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深刻變化，必須依托法治積極穩妥加以推進和深化，需要有各項配套的法律制度來支撐和保障，歸根到底就是要充分發揮法治在城鎮化中的作用與功能，切實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城鎮化建設。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認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相對落后，工業化率相對超前，服務業發展不足。如何有序有步驟地實現城鎮化，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好，要靠法律人在這方面的智慧和經驗。
國浩律師（成都）事務所主任李世亮說，新型城鎮化為中國律師業創造更為廣闊的業務空間和新的機遇，與此相關的業務，包括為政府部門、社會投資者、農村基層行政管理機構、農村現代經營主體、農民集體等提供法律服務等，將成為未來中國律師業務一個重要增長點和亮點。
國浩律師事務所主席于寧發言指出，城鎮化的種子必須在法治的土壤中才能健康地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離開法治這個前提和保障，我國經濟建設包括城鎮化發展，必然會偏離既定的目標。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推進法治建設，如何通過法治保障城鎮化的順利發展等等，無疑具有很強的理論研究價值和重要的實踐意義。
■記者：周斌 /《法制日報》2013年11月4日
國浩論壇研討律師服務城鎮化
本報北京11月3日訊 記者周斌 首屆國浩法治論壇今天召開,論壇主題為“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展望”。法律界、經濟界專家學者,產業界、財經界人士,以及國浩律師事務所部分律師等250余人參加論壇。
論壇提出,我國經濟社會和城鎮化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作為執業律師,應把握好歷史機遇,深入研究,大膽創新,勇于實踐,為我國城鎮化建設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論壇認為,與城鎮化相關的業務將成為未來我國律師業務的一個重要增長點和亮點,業務范圍涵蓋:政府部門法律服務,社會投資者法律服務,農村基層行政管理機構、基層自治組織法律服務,農村現代經營主體法律服務,農村集體及農民個人維權法律服務等多個領域。廣大律師應在開拓新興業務領域的同時,為城鎮化建設貢獻專業力量。
論壇還就“產業整合:新機遇與新戰略”、“法律服務:新格局與新戰略”等內容進行了充分交流和互動。
■記者：陸曉輝 / 21世紀網 2013年11月4日
周其仁：中國城鎮化率相當美國1920年代水平
核心提示：2010年，美國的“兩率”比為4.1，法國為4.11、英國為4.09、德國為2.64、日本為2.48，共同呈現出城鎮化率遠遠高于工業化率的特征。而中國“兩率”的比值是1.09。
21世紀網 “我們的城鎮化率大致相當美國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統計數據代表了空間布局的未來趨勢：我們一定會往城鎮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3日在參加“國浩法制論壇暨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論壇”時作上述表示。
周其仁還進一步列舉了其他數據，中國“兩率”（城鎮化率和工業化率）的比值是1.09，遠低于美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超過4的比值。而“金磚五國”中的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兩率的比值也分別達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國的高。
“往城鎮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在周其仁看來，城鎮化和工業化就像一個人的兩條腿，二者相輔相成。
衡量工業化的水平，關鍵指標是“工業化率”，也就是工業增加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衡量城鎮化的指標就是“城鎮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體人口的比例。由于工業活動總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間分布上，所以在經驗上，以上兩個“率”可以作統計上的比較。
周其仁表示，2012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當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1.3%，同年的工業化指數為46.8%。乍一看，這兩個數字吻合得很好，但是比照全球平均水平，就會發現問題：全球平均工業化率只有大約26%。發達國家更低，甚至在20%以內，而他們的城鎮化率多在70%以上。“城鎮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代表工業化率對城鎮化率的提升能力，從這一角度看，我們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還很明顯。”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鎮化率為50.9%，而工業化率不過26.1%，二者之間的比值是1.95，中國“兩率”的比值是1.09。
如果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區別更為顯著。2010年，美國的“兩率”比為4.1，法國為4.11、英國為4.09、德國為2.64、日本為2.48，共同呈現出城鎮化率遠遠高于工業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磚五國”中的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兩率的比值也分別達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國的高。
周其仁表示，我們的城鎮化率大致相當美國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統計數據代表了空間布局的未來趨勢：我們一定會往城鎮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除了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比例失調外，周其仁認為，中國城鎮化發展目前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擴張得很快，城市人口增長卻很慢，結果使得城市人口密度降低了。”
周其仁認為，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城市在不斷擴大，農村就應該縮小，農村土地應該得到有效利用，很多農村空置土地應該復耕，“這是很多發達國家經歷過的，但在中國城鎮化建設搞了這么多年，卻沒看到這種現象。”
周其仁認為，其原因是農村土地所有權不確定所致。“要解決這個問題，先要對農村土地進行全面確權，確權到戶，然后流轉。”
在該論壇上，司法部原部長張福森也指出，目前各地城鎮化建設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城市內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的二元結構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在推動城鎮化進程中，唯城鎮化率，濫用行政手段，盲目造成攆農民進城，趕農民上樓，使城鎮化淪為形式化的面子工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但戶籍制度為農民進城設計了無形的障礙，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差別，令農村人口望而卻步等。
張福森表示，新型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有各項配套的法律制度來支撐和保障，切實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城鎮化建設。
國浩律師事務所主席于寧對此表示認同：“毋庸置疑，城鎮化的種子必須在法治的土壤中才能健康地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離開法治這個前提和保障，我國經濟建設包括城鎮化發展，必然會偏離既定的目標。”（21世紀網 陸曉輝 編輯 李嘉琦）
■記者：趙靜揚 / 《中國證券報》 2013年11月3日
周其仁：城鎮化人口聚集趨勢難以阻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3日舉行的“國浩法制論壇暨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論壇”上表示，城市化要有一定限度的移動自由，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難以阻擋，但目前人口配套制度建設嚴重落后。
周其仁認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相對落后，工業化率相對超前，服務業發展不足。相信未來還會有新一輪再城鎮化，對現行城鎮化不合理部分進行重組。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3日舉行的“國浩法制論壇暨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論壇”上表示，城市化要有一定限度的移動自由，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難以阻擋，但目前人口配套制度建設嚴重落后。
周其仁認為，目前中國城市化率相對落后，工業化率相對超前，服務業發展不足。相信未來還會有新一輪再城鎮化，對現行城鎮化不合理部分進行重組。
■《法治周末》 2013年11月3日
首屆國浩法治論壇在京舉行
11月3日上午，國浩律師事務所在北京舉行“首屆國浩法治論壇·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制建設展望”論壇。這是有關城鎮化與法治主題的全國性大型論壇。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第六、七屆會長，國浩律師事務所主席于寧在開幕式上宣布，國浩律師事務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建設提供全方位、專業化律師服務團隊。司法部原部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原主任張福森希望法律界人士關注中國城鎮化建設的熱點與難題，為城鎮化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中國政法大學江平教授、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分別就我國城鎮化建設中的法治、經濟相關問題作了主題演講。
有關專家學者以及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等200余人參加了本次論壇。
■記者：林韻詩 / 財新網 2013年11月4日
周其仁：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嚴重不匹配
【財新網】（記者林韻詩）11月3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工業化率的1.09倍，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他金磚國家，中國的城市化滯后、工業化超前，這種嚴重的不匹配，造成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周其仁是在北京參與“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展望”論壇時發表上述看法的。該論壇由國浩律師事務所舉辦。
周其仁認為，中國的城市化主要有四方面的問題。
第一，勞動力自由流動仍未配套，遷徙權、戶籍、教育、社保等制度配套問題沒有解決。
第二，土地制度亟待改革。人口已經流動起來了，但土地還沒有流動起來。
第三，城市化仍由行政主導，各級政府都在自己的管轄區劃內“造城”。
第四，缺乏管理高密度經濟的知識與人才。
周其仁表示，201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為50.9%，工業化率為26%，即GDP中工業生產占比只有26%。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除以工業化率，得數約為1.95。也就是說，城市化率通常是工業化指數的兩倍。
然而，中國的情況是，城市化率從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不到19%，發展到如今的51%至52%，達到全球平均水平，工業化率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差不多一倍，達到46%以上，兩者相除，得數為1.09。
周其仁指出，一般而言，工業化的深入發展會推動城市化的發展。但是，由于中國土地、戶籍制度改革滯后，工業化推進的城市化率的提升，遠遠不及全球平均水平。這限制了中國城市的活力和深入發展。
反觀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率遠遠高于工業化率。目前，美國的城市化率為80%，現代服務業為主，其工業化率僅為20%，兩者相除得數為4.1。在法國、英國、德國、日本，上述比例分別為4.11、4.09、 2.64、2.48。
同時，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比值，在金磚國家中也偏低。比如，巴西該數字為3.22，俄羅斯1.97，南非1.38，印度1.15，都比中國的高。這說明，中國城市不能及時吸納工業發展帶來的億萬勞動力，帶來諸多社會矛盾和治理難題。
周其仁表示，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年，工業化相對超前、城市化相對落后的局面仍未改變。最近，北京等不少城市霧霾嚴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城市依然有很多工業制造活動，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
■記者：王雪青 / 《上海證券報》 2013年11月5日
國浩所召開首屆法治論壇新型城鎮化亟待法制配套
“新型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有各項配套的法律制度來支撐和保障，要充分發揮法治在城鎮化中的重要作用。”11月3日，司法部原部長張福森在首屆國浩法治論壇上表示。
本次論壇的主辦方國浩律師事務所，是中國最大的跨地域合伙制律師事務所之一，在境內外IPO、再融資、重大資產重組、收購兼并等綜合指標上幾乎每年均排名行業第一。本次論壇的主題是“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展望”，吸引了來自法律界、經濟界的著名專家學者共250余人參會。
司法部原部長張福森認為，要充分發揮法治在城鎮化中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將城鎮化規劃制定納入法制化軌道，在國家層面制定類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的城鎮化規劃。其次，要依法推進城鎮化建設，確保城鎮化進程規范有序。第三，要依法維護城鎮化利益相關方的合法權益。
“所有實質性的改革，不但將觸動過時觀念和既得利益，而且與現存法律相沖突。改革不能僅在情與理的層面進行，必須進入到法的層面。”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表示，“如何有序解決問題，要靠法律人的智慧和經驗。”
周其仁說，當前需要研究的與城鎮化相關的配套制度。其一，勞動力自由流動需要配套制度，包括遷徙權、戶籍、教育、社保等問題；第二，土地制度，隨著人口流動，土地也必須流動，不然城市化無法進行；第三，行政主導的城鎮化，各級政府都在自己管轄的區劃內“建城”，城市的行政外套不合身；第四，需要配套制度吸引人才。
成都市律協會長、國浩所執行合伙人李世亮認為，與城鎮化相關的業務將成為未來我國律師業務的一個重要增長點和亮點。業務范圍涵蓋：政府部門法律服務、社會投資者法律服務、農村基層行政管理機構、基層自治組織法律服務、農村現代經營主體法律服務、農村集體及農民個人維權法律服務等多個領域，“廣大律師應在開拓新興業務領域的同時，為城鎮化建設貢獻專業力量。”
談到城市化發展對律師業的影響，浙江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國浩所執行合伙人沈田豐認為，作為高端服務業的律師業，隨著城市化發展，律師業極有可能出現重大變化和集聚效應。
■記者：秦夕雅 / 《第一財經日報》 2013年11月5日
周其仁：深化改革就是處理法治和改革的關系
“在今天中國的法治條件下搞改革，要依靠法律方面的智慧和經驗。”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昨日在“首屆國浩法治論壇暨中國城鎮化發展與法治建設論壇”上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說要深化改革，就是處理法治和改革的關系。
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認為，城鎮化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維權和維穩變得更加尖銳，要處理這一問題，法治的作用不可忽視。
“我們講法治既包括市場自由的法治，又包括市場秩序的法治；既包括維護私人利益的法治，也包括維護國家權力的公權的法治；如果要講維穩和維權之間的關系，那么維權也是法治，維穩也是法治。”江平說，“我認為‘穩定壓倒一切’應該改成‘法治壓倒一切’。”
“城鎮化基礎是人口流動。沒有自由流動，就沒有城鎮化。2000~2010年北京人口增長41%，上海增長37.5%，天津29.3%，而全國平均城鎮人口只增長5.8%。35億城市人口居住地是400萬平方公里，僅占地球表面1/100。”周其仁借幾組人口數據論證城鎮化發展與人口流動、聚集的必然關聯。
但人口聚集不等同于城鎮化發展。周其仁認為，目前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制約性因素有三點：
一是配套制度的嚴重滯后，涉及教育、社會保障等制度，亟待更大范圍內的變革。二是人口流動和城市化建設需要土地的流動，這牽涉到土地制度的變革。三是行政主導城鎮化，現有的行政架構是基于農業社會管理的架構，難以促進城鎮化發展。
在農村土地改革領域，周其仁認為，農村土地應該得到有效利用，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升值，應該將其差價釋放。在這一過程中，對農村土地的確權顯得尤為重要。“宅基地、房屋、耕地重新確權，然后辦證。全面確權，確權保護是一個制度性變化。”
以成都為例，隨著土地改革試點的深入，土地、戶籍等領域的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等條文繁復，改革后續難以為繼，土地制度頂層設計的弊端隨之凸顯。
基于此，周其仁認為，這次三中全會說要深化改革，就是處理法治和改革的關系。在今天中國的法治條件下搞改革很難，怎么有序有步驟地，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要靠法律，要靠法律方面的智慧和經驗。
司法部一位退休官員亦在發言中論述了法治在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依法制定城鎮化規劃、依法推進城鎮化建設和依法維護城鎮化利益相關方的合法權益”三個基本觀點。
這位官員提出，因城鎮化覆蓋面之廣、時間跨度之長、涵蓋人口之眾，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城鎮化頂層設計，應該科學合理制定城鎮化規劃，由全國人大統一運作，各地相應制定本地城鎮化規劃，由地方人大運作，賦予城鎮化規劃以法律地位。以法治接替政府，從而防止政府換屆、規劃變臉短期行為和無序現象，從根本上保證城鎮化進程規劃規范有序推進。
而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上述人士提出，要改變和避免以行政權力推進城鎮化的慣性思維和做法，更加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和經濟手段。盡快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的戶籍制度改革，盡早在身份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鄉居民實現法律身份的平等化，要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法律保障公共投入，促進城鄉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務，共享城鎮發展的成果。